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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我国实施的企业新会计准则适度、谨慎的引入了公允价值计量属性,到目前为止,已超过六年时间。2009年我国损益表进行了改革,将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利得和损失(包括直接计入资本公积的公允价值变动)反映在利润表的“其他综合收益”项目中,与净利润共同形成“综合收益总额”。可见,公允价值在衡量会计业绩方面的地位日趋重要。同时,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基于企业业绩的高管薪酬契约对高管的激励作用越来越显著。那么,公允价值计量的会计信息在高管的薪酬激励机制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公允价值计量在高管薪酬激励机制中所起的作用会不会影响企业或者说高管的会计行为,最终导致的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如何,这都是本文要研究的问题。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都是用公允价值属性计量,但是前者的公允价值变动反映在净利润里,而后者的公允价值变动则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中的其他资本公积。这种对它们后续计量的不同处理使得它们的公允价值变动对净利润以及ROE都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基于金融资产的特性,本文在研究所有公司普遍存在的高管薪酬与公允价值计量关系的基础上,创新地选取了金融资产占资产比重较高的公司作为进一步的研究对象,研究高管是否存在利用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这一便利的利润操纵工具,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最后,本文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发现：(1)公允价值计量的会计信息影响了高管薪酬,但存在正负不对称性；直接计入资本公积的公允价值变动对高管薪酬也有显著影响,但是其激励系数要低于传统会计业绩；(2)持有金融资产占资产比重较高的公司,其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占金融资产的比重也较高,其高管薪酬与会计业绩的相关性更强,但是其高管薪酬并没有随着股市的波动而波动,仍然呈现递增趋势；(3)持有公允价值变动的公司相比没有公允价值变动的公司,其高管薪酬水平更高；(4)金融资产占比更高的公司,如果其高管薪酬与ROE相关性更强,则存在在企业业绩下滑时处置金融资产的行为。结合以上几点可以推出出，一部分高管基于自利的因素通过选择金融资产的划分、持有以及处置来影响公允价值变动归属的科目以及时间,进而影响利润和ROE,形成有利于薪酬的结果。公允价值计量属性导致了部分高管利润操纵的行为,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高管薪酬契约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