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二条之规定,该条例存在的目的是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将政府置于阳光下行政。但是2019年修订的《条例》又将过程性信息可以不公开规定在第十六条第二款当中,在已经规定有“三安全一稳定条款”、“国家秘密条款”、“商业秘密条款”、“个人隐私条款”的前提下,这一做法似乎又进一步限缩了公民的知情权,故在适用过程性信息不予公开条款时要更加审慎。2019年《条例》只是为过程性信息可以不公开提供了行政法规层面的依据,但是对于何为过程性信息,过程性信息的界定标准是什么,哪些过程性信息可以不公开以及哪些过程性信息可以公开都没有厘清。法律规定的模糊对应到司法实践当中也产生了一定的困境,第一,由于过程性信息的含义和特点没有得到明确,法院在裁判过程中容易把过程性信息和同一条款中的内部管理信息、执法案卷信息相混淆。第二,由于过程性信息的界定标准未得到厘清,司法实践中法院在遵循“行政程序说”这一统一的界定标准下往往会存在一定的分歧,即在行政程序完成后或者行政决定作出后过程性信息是否还属于过程性信息,由于所持的界定标准不同,对于申请公开的相同的信息,不同法院之间往往会出现相互矛盾的判决。第三,在绝对不公开的惯性思维下,法院对于过程性信息往往简单地选择不予公开,从而说理不足,使申请人难以信服从而增加诉累。第四,在裁判逻辑方面,法院在裁判过程中没有弄清过程性信息的界定问题是过程性信息是否公开问题的前提,导致裁判中说理的混乱。想要纾解上述司法实践中关于过程性信息不予公开问题的相关困局,首先应该明确过程性信息的概念和特征,以此将过程性信息与其他相类似的政府信息区分开来。过程性信息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能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处于讨论、研究或者审查中的政府信息。关于过程性信息的特点主要有三:一是属于政府信息,二是具有过程性的特点,三是具有行政性的特点。其中行政性是将过程性信息与内部管理信息相区分的标志。其次就要明确过程性信息的界定和过程性信息是否公开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在此前提下,统一司法实践中对过程性信息的界定标准,即以行政机关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能过程中来界定过程性信息,如果该行政行为已经结束,那么该过程性信息就不再属于过程性信息。最后对于过程性信息不予公开的范围问题,在统一的过程性信息界定标准下,基于保障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坦率交流的需要,讨论性的信息不予公开;基于保障政府行为的公信力和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待纠正的信息不予公开;事实性信息作为一种客观的依据,应当予以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