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学的自觉”说,在中国古代文学界是一个热门的话题,其中以“魏晋文学自觉说”最具影响力。自提出之日起,八十年来几乎被中国文学研究者引为圭臬。尽管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受到“两汉文学自觉说”、“宋齐文学自觉说”的有力挑战,并且在1996、1997形成了激烈的争论,仍然作为一种“科学的判断”有延续下去之必然。然而,这种说法合适吗?考察“文学的自觉”说,总是离不开对曹丕及其《典论·论文》主旨之探讨;总是离不开对鲁迅及其《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要义之研究。笔者认为,曹丕的《论文》是一篇政治宣言,同时关涉“文”的审美特征,提出了非常有名的“文以气为主”的观点;《论文》体现了曹丕政教中心论和审美中心论融合的思想;铃木虎雄最早提出“魏的时代是一个文学自觉的时代”,而经鲁迅借用之后,造成了极大的影响。笔者认为,鲁迅说“曹丕的时代是一个文学自觉的时代”纯属一种幽默。对于铃木虎雄来说,他的论断竟然草蛇灰线的被中国学者引用并影响到中国近一个世纪的文学史的撰写,是难以想象的。对于鲁迅来说,一次演讲中的用语竟然成了衡量中国文学史发展进程的重要标尺,是始料未及的。对于李泽厚来说,《美的历程》给他的人生带来了奇迹般的变化;而对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学者来说,一个庞大的陷阱等着他们钻进去,进而形成永远无法言说清楚的争论局面。随着新世纪的到来,“文学的自觉”说依然是众说纷纭,但是此时学者做的更多的工作是反思。笔者认为,“文学的自觉”说是个伪命题。至少,在我们还不能明确回答“文学是什么”的前提下。而自20世纪初到新世纪的到来,众多学者操持“纯文学”之利器,在西方进化论观念的影响,远离了文学是展示人类心灵世界之本质,其实“纯文学”本身就是一个“文学的童话”。同时,对于作为哲学范畴的“自觉”鲜见深入的阐述,亦是一个困惑的命题。虽然笔者同样难以给出“文学是什么”的答案,但是至少可以言说“文学不是什么”。围绕“文学的自觉”说的阐述,衍生出了很多启发性的问题,同样给文学研究带来了新的思考。但是笔者认为,其中很多问题已经偏离文学表现人类心灵之主轨。迫切需要打破近一个世纪以来的进化观念,而用“变化”之观念,且对古人“表一种之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