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和世界的发展是一个从原始、贫穷逐步到富裕、文明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人们针对贫困的努力从未止歇。在西方发达国家,贫困治理的主体经历了以民间慈善为主过渡到以政府为主,再发展到政府、企业与民间力量合作,共同治理贫困的过程；贫困治理的方式经历了从物质资本救助为主的救助式治理到人力资本开发为主的开发式治理,再到以社会资本投资为主的参与式治理。在发展中国家,贫困治理常常扮演着减轻贫困和发展经济的双重角色,这一过程有机的结合了发展中国家治理贫困的目标、策略、组织管理体系等成为一个动态统一体。我国是拥有广袤陆地边疆的多民族国家,包括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在内的广大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由于民族构成多样,民族、宗教关系错综复杂,以及受地缘经济、个体素质差异、贫困文化及政治影响的作用,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处于落后状态,且严重缺乏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以1986年国务院专门成立“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为标志,我国开始了有组织、有规划、大规模的贫困治理工作,并在长期的治理实践中,形成了以政府为主导,自上而下的组织型、管制型的中国特色贫困治理机制。澜沧县作为我国唯一的拉祜族群体自治县,由于历史以来的民族迁徙频繁,土司制度影响深远,经济结构单一,社会发育不足等原因,在全国进行贫困治理的浩荡大潮中成为了首批重点治理的对象,并开展了以项目建设为中心的输血式治理以及以政府为主导推进族群整体帮扶的贫困治理。在中央、省、市等各级政府的政策鼓励和支持下,在东西对口帮扶、部门定点帮扶等参与机制的带动和推进下,澜沧县的贫困治理工作有序推进。但同时也表现出治理主体单一、治理战略的滞后、治理标准低下以及政策性治理带来的非预期后果等问题。然而,贫困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从整体和全局出发统筹安排。针对目前澜沧县贫困治理过程中表现出的不足,在以后的治理中应着力培育和发展多元化治理主体,设定多样化的治理目标,通过搭建政府、社会、市场力量的有机整合平台,促进治理过程的合作化、科学化、市场化；通过严密的组织规范和制度约束,明确贫困治理参与各方的权、责、利和行为模式,从而实现分工合理,优势互补,促使治理成效最大化。澜沧拉祜族自治县贫困治理的机制构建、战略选择、政策路径是我国对边疆少数民族贫困地区进行反贫困的模式缩影。透过对澜沧县贫困治理的现状分析,可以管窥我国当前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贫困治理过程中存在的普遍不足,不难看出我国对边疆地区、民族地区的贫困治理中,同样存在着治理主体单一、治理策略滞后、治理过程缺乏监督、成果难以保证等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国的贫困治理理论滞后于贫困治理的实践,中国特色的贫困治理理论体系尚未形成。对比西方发达国家贫困治理的范式变迁及治理实践的经验,我国在未来的贫困治理过程中,有必要对贫困治理的主体、对象进行规范,通过制度创新、政策创新,为贫困治理多元主体的参与搭建平台；通过积极引入市场机制、社会机制,促进科层式治理结构向全员互动治理结构转变；通过塑造多样化的治理目标,从输血式治理走向造血式治理；通过制定相应的反贫法律,塑造法治化治理环境。只有转变政府贫困治理职能角色,打破单一依靠政府行政组织治理的格局,理顺政府与市场、社会、贫困人口的关系,构建市场、社会、贫困群体共同参与的治理格局,变革自上而下的贫困治理机制,实现政府、市场和社会的有机结合,才能进一步解决贫困人口的脱贫难、返贫快等系列问题,巩固我国近三十年的贫困治理成果。从而,使边疆少数民族贫困群体的生产生活条件得到全面改善,自我发展能力得到不断提高,不断缩小广大边疆农村地区与城市发展的差距,不断缩小广大边疆民族地区与中东部地区发展差距,从而为实现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