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山花灯“南路花灯”的一支,流行于重庆市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境内,是集宗教、民俗、歌舞、戏剧、杂技、纸扎艺术为一体的民间文化。多年来,以其独特的地域性、艺术性成为我国花灯艺术中不可或缺的一个流派。2006年5月被列入国家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民俗类。立足当代中国实践,传承优秀民族文化,提高文化产品质量,推进文化创新,是“十二·五”时期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要求重点抓好的工作。保护和利用好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继承和发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增进民族团结和维护国家统一、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都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本文是对秀山花灯的人类学考察,兼顾历时性和共时性两个视角。一方面对其源起、成因及当代流变过程等的考察,即历时性(synchronic)研究,揭示秀山花灯发生、发展和变化过程及其与“外部场域”的互动；另一方面对其“不变”的仪式、音乐形式、舞蹈形式以及本地人的“态度”等等这些物质的以及非物质的“遗产”形态在当下的展演(cultural representation)的考察,即共时性(diachronic)研究,揭示从民间艺术到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外部场域”转换后,秀山花灯的“意义’是否因之转变。本文既有丰富的民族志论述,也有一定理论的思索和感悟。以往有关民间艺术的研究强调现象、形式与本质的二分,人类学视角则强调整体性观察和联系的观点,强调借助田野研究方法回归“本地人观点”(the native point of view)。因此,本文的三个重点是：一、描述秀山花灯繁荣景象,形成参照系。民间艺术是历史和社会的产物,形成和繁荣是一个时代的写照。对民间花灯的历史及现状的整体考察,从起源多说到区域分布；从“同宗同族”到多流派形成；从客观需要到表达愿望；从平面的远离“中心”到空间动态的静止；从固定的花灯班到他们的空间平行状态,形成点对点、面对面、簇对簇、区域对区域、空间对空间的两个对象之间平行的相互联结而又相互作用的空间互动变化的空间观察,等等,实现对花灯的准确描述。“远离中心”、“生产力落后”形成“静态”花灯班；“需求”和“表达愿望”是花灯传延的根基,局部的“静止”还是不能掩盖整体的活跃,这就是秀山花灯繁荣时的“镜像”,是本研究得以持续的参照系。二、走进“民间艺术”本体。把跳花灯的整个过程分成内在表现和外在表现两个部分,以崭新的视角观察秀山花灯内在本质和外在表现。内在表现就是仪式,是秀山花灯的“灵魂”,音乐歌舞就是外在表现。展示不变的仪式,阐释仪式的隐喻和功能,揭示人们对于仪式的依赖和仪式作为宗教的核心的本质是能“满足”人们的“需求”。正是仪式能表达了人们的“愿望”,才使跳花灯延续长久。对音乐和舞蹈进行本体分析,揭示其与仪式的关系,作为外在表现,其与仪式是一体的,不可分割的。表演、造型、装扮等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音乐的调式、音程、旋律、节奏等既有审美的意义,也反映了人们意识深处的观念和习惯。舞蹈的形式、动态表现,也和音乐一样既有审美需求,也是意义表达。三、实现“过去的重建”。遗产价值的核心是原真性(本真性)和完整性,历时性陈述与复述,是从“民间艺术”转身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键,因此过去重建的当下意义首先是“外部场景”变化的反映,实际上任何“过去”都无法完整“重现”。“重建”中如何表达“本地观点”,如何利用历史“黏合剂”,本文用两章的篇幅来讨论这个转变。由于民间的花灯班记忆几乎不能重现,因而采用印证的办法来实现。考察“最大花灯班”50年的变化过程,印证民间花灯班的状态,反映秀山花灯的整体变化。让“花灯人”作为“人证”,实现对“记忆”的补充,重构时代记忆。民歌《黄杨扁担》之争,即是历史重建过程中的大事件,其背后则是“文化资本”的逻辑表现。“民间艺术”的开放性与“文化资源”排他性,在当下如此吊诡地并置,“艺术”正在逐渐被改造为政治经济意义的“遗产”本文最后的结语只是要表达研究者观察后的一些感悟,艺术和文化亦然成为市场角逐的目标,文化自觉也未见是一剂良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