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试图探索晚清至1930年代“湘剧”在认知与实践层面上的建构过程。自清中叶以来,随着城市商业化进程的推进,地方戏曲演出兴盛起来,演出机制逐渐扩展。这一时期内,在地方精英的价值评估话语中,戏曲的角色在“声色”与“教化”两个范畴之间游移;这使得他们一方面将戏曲排除在正统的文化体系之外;另一方面习惯性地参与到地方戏曲的活动中。晚清至民国初期,在新兴的知识分子重构“文化”的过程中,戏曲被纳入“文化”的范畴;地方戏曲亦获得了文化上的地位,但尚未发展成为一个内部分化的艺术体系。1920年以来,闲吟曲社的票友群体确立了“湘剧”这一概念,地方戏曲被建构为地域传统与文化的表征,其艺术本质及特征逐渐得以凸显。1930年代前后,在“新票友”群体的推动下,地方戏曲经历了一次民族主义话语的改良运动,地方戏曲的内部体系进一步分化,“湘剧”成为一个更为明晰、高雅的艺术形式,被贴上“省粹”的标签;同时也成为一个负载民族复兴使命的宣传工具。在这一过程中,不同的社会群体竞争性参与评价、界定和阐释地方戏曲的概念及内涵,同时在实践中对“湘剧”进行不同层面的维护与改良。“湘剧”逐渐被建构为一个明晰的、具有独立价值的艺术体系,一个表征地域传统和省籍意识的文化形式,同时也是一个服从于民族主义叙事与政治宣传的有效工具。对“湘剧”建构过程的描述,或许有助于我们从一个较为微观的层面去理解地方文化的现代转型及地方历史的近代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