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战后涌现出来的美国诗人当中,默温(W. S.Merwin,1927- )以其超现实主义手法与精神性写作开启出独一的诗学空间,在对异质存在者的探求与追寻上有着比同时代诗人更为彻底的自觉性。默温虽曾积极投身社会运动,他的诗却展现出超越美国当下现实的崇高的精神向度。默温诗的精神性并非显现为垮掉派式的对现实的对抗性宣言,也与深度意象派对自然力量的主观召唤有所差别。默温在诗中打开的是一个超越二元对立化社会结构的纵深的无限世界；该世界在诗人的知觉领域内不断回撤,将自我带入历史与社会现实之外的未命名地带,引发其创伤性的欲望、痛楚与愉悦。这种带入的姿态本身即暗含了超越既定历史与现实规定性的潜能。以往关于默温的批评多从解构主义入手,分析其诗在风格上的否定性,例如虚无、沉默、断裂等,近期批评则从生态角度宣明默温诗中人与自然之和谐关系。在论者看来,这些评论皆未能言说默温诗作中本质性的欲望与无限,而此二者错综复杂的互动恰好构成诗之精神性。本文的立论基于拉康学派精神分析与后海德格尔哲学的交汇处,拟从欲望与无限他者的辩证运动来阐明默温诗的精神特质。根据拉康,人的欲望与驱力的终极对象是原初的创伤之“物”,它在能指对它的环绕与倾注中以不断消失的方式现身,引诱主体去无限地切近它并在此种切近中引发症候,例如焦虑、失忆、忧郁、迷恋、狂喜、幻觉等。精神分析中主体与欲望客体的关系与法国哲学家列维纳斯的无限性之观念正相契合。列维纳斯认为无限性之观念寓于自我的内部,却无法被自我所包含；它无限地突破自我,与外部的、异质的、绝对的大他者相呼应。欲望的对象是那不可见之物；无法满足的、形而上学的欲望为无限性本身提供一个衡量的尺度。无限他者与作为“物”的真实他者对主体有着原初的构建功能,二者皆为主体内部的异质成因,不断地颠覆自我的同一性,使自我症状化、他者化。以此双重视角观照默温诗作,我们发现诗人在宗教及世俗的领域内创造一种不断抽离的神圣性,激励着自我去追随神圣他者的隐约踪迹。从《双面神面具》(1952)至《天狼星的阴影》(2008),尽管经历风格、声音与主题的多重嬗变,默温大部分诗作似乎都源于一种无法满足、不愿满足的欲望。此欲望环绕着无限性之观念进行情感倾注与意象投射,回溯性地形构出崇高的欲望客体。默温诗的崇高性恰好应证他对创伤之“物”的虔诚态度。默温在诗里对“父名”,以及建筑在“父名”之上的意指系统、语言、主体间网络——整个拉康的“象征域”——表现出毫不妥协的超越欲望。诗的能指所指向的是结构中心的一个空缺,主体核心的非话语性场域,即拉康所称的“真实域”。在此场域中,默温诗唤起了与创伤之“物”相关的众多快感的痕迹,却并非该对象的物自体。主体与“真实域”总在一种错过的相遇中相互照面,而默温和他的读者也是在不断闪现、抽离、隐遁、消失的“物”的踪迹之中,获得诗的荡力(jouissance)与惊讶。在整个诗歌生涯中,默温一直试图通过诗意幻想与幻象,将不可及的创伤他者主体化,使其成为主体自身存在的原因。默温诗的精神性／幽灵性恰源于诗人对设定的崇高客体的无限切近(无限缩小却不可克服的距离),而并非它的获取。本文拟从神话、宗教、爱欲、记忆四方面来展开对默温诗作崇高性的论述。这四种模式并非相互并列,而是彼此交替、渗透、映照。第一章讨论默温诗中力比多固着(libidinal fixation)的心理成因。诗人在幼年着迷于强大的水意象,造成首次精神创伤,这个无法被理解的、不断远去的水意象成为默温诗重复返回的结点。默温在早期对流动性、无形性以及幻影的追索逐渐发展成不断突破“父名”与社会—象征关系的紧迫感与内驱力。诗人欲望的正是无法被主题化或主体化的他者,即匿名的、敞开的外部性。在默温早期的诗中,无法用人类理性把握的神话般的崇高他者,创伤之“物”,引发了难以压抑的诗意狂喜,将读者带入另类存在的深渊。例如,在歌谣里,默温描绘受到他者召唤而放弃既定现实结构的半疯癫人物；在航海诗里,诗人的想象力环绕着恐怖而崇高的“非实体”,如冰山、海怪、死水手等；在动物诗里,默温探索它们超越能指的神话特征。通过用诗的能指去暗示象征域核心的创伤之“物”,默温悬搁了同常现实的符号性与总体性,尝试用创伤的心理现实去穿透主体间网络从而直达不可及的他者。第二章的论点从神话转移至宗教,研讨犹太—基督教的他者与匿名的他者在默温诗中的相互替代。宗教特征在默温诗中很早地显露,然而诗人并非重复地再现传统的宗教题材,而是以哀歌的方式创造出信仰主体与神圣客体刹那中的相遇与分离。默温避免落入已有的信仰模式,致力于在诗里探求神性自身的不稳定性与可能的缺失。神圣者以抽离的方式在场,而诗的意符旨在显现主体已经被创伤化后的欲望与驱力。在论者看来,此种向着神圣他者的执着意念即构成诗之精神性。六十年代面对由越战引发的历史终结感,默温逐渐放弃犹太—基督教的拯救主题,转向遥远的荒野以寻求精神依托。末世的视像伴随着紧迫的决定与分离,诗人企图在既定的“象征域”之外奠定后人文的生存与伦理基础。诸神的离弃迫使诗人将未命名的、异质的信仰对象提升至神圣地位。于是,默温诗的精神性不仅具备了黑格尔的否定性,更具备列维纳斯的他者性。诗的精神渴望现有历史的终结与自我在火焰中的重生。人类的希望存于一个全然异质的神圣开端／起源,这个起源可以是犹太—基督教的,但更多地是形而上的匿名的起源。默温六十年代的诗作虽然带着明显的历史烙印,但诗人并没有屈服于历史的总体性,也没有放弃超越历史进程的冲动,而是用极简、自发、断裂的诗行间去捕捉那逃脱了主题化的神圣他者。与神话、宗教领域相对,默温诗的超越性同时从生活世界的愉悦中内在地迸发出来。在沉湎于毁灭与拯救之后,默温转而在爱欲—自然的诗学模态中寻求“普遍的超越”,在爱欲关系中获取自我的不断更新,因为爱欲本身包含促成人精神转变的因素。第三章聚焦于默温的爱情诗和自然诗以及二者共同的心理机制。默温的爱情诗可视作对早期流动性的力比多固着与移情,诗人爱恋那些主体无法整合的、创伤的、流动的女性他者。默温遵循中世纪游吟诗的传统,将女性呈现为神秘的不可把握的对象。他同时幻想女性与自然,有意融合两者,将爱欲普遍泛化至无垠的宇宙。对默温来说,大自然本身是女性化的,神秘、感性、流动,她与男性的关系是非对称、非对话的历时关系,男性可以无限切近女性或者大自然,但无法获取她,女性赋予男性以主体性。默温的自然诗并非如生态批评所揭示的那样寻求人与自然的和谐,而是将自然之物设定为被欲望的他者,一个只能切近却无法获取的精神对象。在幻觉般的诗学空间中,默温混合感官、自然与精神的元素,在诗里享受“父名”以外的另类荡力(Other jouissance),在机械生产盛行的年代存留光晕写作的可能。从根本上来说,默温对创伤性的神圣他者与另类荡力的执着源于他长久的父亲情结。第四章从默温晚期诗作中一再出现的阳光意象入手,追溯背后复杂的心理、记忆、情感因素。在突破“父名”及其所代表的社会—象征秩序的过程中,默温一方面在诗的想象中任意享受遭遇异质存在引致的绝爽,一方面也因为此绝爽而生发出对父亲的负罪感。自从七十年代中期父亲的逝世,默温不断在诗里召唤早期的记忆碎片来哀悼他。为弥补违越“父名”所带来的负罪与悲痛,默温重复地唤醒早期的记忆,诉诸于家族起源与时间更新,向往史前的匿名他者并以此作为最终的解脱。默温对父亲的哀悼并未消除他对“父名”、知识、主体之外的陌生存在的向往,反而进一步促使他呼唤此存在,并将自身等同于此存在,完成一个诗人从自我到他者的决断性转变。默温朝向语言、知识、主体无法整合的创伤之“物”,朝向理性化历史进程无法吸纳的无限他者的欲望冲动,为自己所处的高度制度化时代提供超越的契机。默温诗作的多重性远非一、两种解读所能穷尽,里面蕴含的精神潜能也非纯粹的学理性研究所能把握。对诗的倾听本质地先于对诗的言说甚或分析,而默温富有灵性的作品更加抵制概念化、主题化的处理方式。本论文可视作诗、哲学、精神分析三大领域的初步的桥梁搭建,目的在于对诗之精神性有一个更深刻的体悟。在一个日益管理化与资本化的时代,诗似乎难以维系其精神性而渐渐落入同一的逻辑或权力的领地,诗之精神性愈发紧迫。默温的诗作在日常现实的边缘展开进而趋向无限之外部,这样的诗学路径给予当下无深度的诗创作一种转换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