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际贸易的持续增长和国际间分工合作的深化,跨区域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对经济全球化的推进提供了物质保障。发达国家为在竞争中保持领先的竞争优势,不断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把失去竞争优势的产业或者产业环节往发展中国家转移,依旧保持和维护自身在资本、技术密集型的战略环节的比较优势,形成了一条贯穿全球的价值链,发达国家企业成为这条价值链上的治理者。随后,有关全球价值链的研究便开始丰富起来。浙江传统产业在嵌入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获利不菲,但处于低附加值的价值链末端,发展处于被动从属地位,是价值链上的被治理者。广大中西部地区及东南亚国家凭借其劳动力和资源优势正逐步侵蚀着我省企业原有不高的利益空间。这种前有狼后有虎的局面以及经济危机的大环境使我省传统产业面临升级的迫切需要。本文拟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通过一个新视角,利用机理分析、模型分析以及案例分析等方法找到一条切实可行的浙江传统产业升级之路。以往的研究集中于对全球价值链两端企业的现状分析,包括价值链低端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利益分配、其所面临的价值链治理者以及所嵌入的价值链治理模式或者驱动模式,进而论证这些企业有升级的迫切需要。而在对升级的探索中,以往研究分析了不同升级方式及其升级难度,虽然强调了功能升级但又认为其在价值链治理者“结构锁定”下实现非常困难。这些研究实际上没有回答这些落后企业如何实现功能升级,迎头赶上的问题。这是本文要尝试回答的问题。本文试图找到市场势力、治理结构和产业升级之间相互传导的机制,把产业升级归结到企业市场势力的提升和企业治理结构的优化。再用这些机理来指导研究浙江传统产业升级。首先的机理性分析认为在目前的产业或经济发展情况下中间型的治理结构相比与市场型、科层型治理结构是最优的；市场中企业普遍缺乏市场势力(原子型企业)不利于最优治理结构的形成；而具备强市场势力的企业(领导型企业)有助于最优治理结构的形成,并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主导作用。在分析治理结构与升级时,本文认为中间型治理结构的形成有助于领导型企业实现功能升级,同时有助于原子型企业实现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因此,企业市场势力的提高有助于治理结构的优化,从而促使升级的实现。但在全球价值链中形成的中间型治理结构下,价值链低端的低市场势力企业仍然无法实现功能升级。实际上在长期发展的过程中,这些企业出现分化(按市场势力不同),并且还面对着除全球价值链之外的其它区域性价值链,这就给它们的功能升级提供了可能。这些分化出来具有相对高市场势力的企业有助于在区域内形成中间型治理结构,从而使得企业在本区域内实现功能升级,并带动其它企业继续实现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在这些企业在区域完成功能升级之后,它们的市场势力进一步提高,有利于它们参与到在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的竞争,最终实现其在全球市场的功能升级。对浙江传统产业的分析,可以建立一条与全球价值链平行的国内价值链。同时将企业分成四种类型,它们分别嵌入两条价值链的不同环节。浙江传统产业要实现升级就必须依靠具备较强市场势力的第三、第四类企业继续不断提高市场势力,首先实现在国内市场中的功能升级,带动省内其它企业及广大中西部地区企业的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继而实现在全球市场的功能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