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于追赶阶段的经济体普遍面临货币升值与物价上涨的双重压力,现阶段中国所面临的这两种压力也愈发显现。经过30多年的快速发展,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然而随着资源与环境约束的增加、劳动力供给趋紧等要素禀赋状况的变化,以出口和投资驱动为特征的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的潜力迅速下降,客观上要求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反映在汇率方面,则要求保持人民币汇率政策的灵活性,以实现资源配置与经济增长的优化。同时,人民币汇率还与通货膨胀相关联。如果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对中国同样适用,意味着中国经济的更快增长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中国相对价格的上升,而相对价格恰恰是名义汇率与物价的综合反映。国际相对价格理论所描述的名义汇率和相对价格水平的关系,至少作为一种长期关系,通常是国际经济学中一些较为复杂理论的隐含前提。这是因为在各种汇率决定理论中,相对价格理论侧重于考察实际汇率的长期决定机制,其理论内涵隐含了长期均衡汇率的思想,因而是揭示长期均衡汇率行为的基础理论,能够对一个经济体的汇率调整路径提供基础性指导。任何一种理论都有其存在的环境和前提,相对价格理论自然也不例外。二战后国际相对价格体系的巨大变化,以及由此所导致的相关理论解释力的显著差别,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作为当代跨国价格数据特征事实的代表性表述,PENN效应(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①)指出高收入国家具有较高的价格水平,而低收入国家具有较低的价格水平。然而“长期跨国价格数据存在的困惑”(Bergin, Glick&Taylor,2004)对PENN效应提出了挑战。从二战后的历史数据观察,当今被作为普遍特征事实的PENN效应实际上是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才逐渐显现的,而此前的PENN效应则非常微弱,价格水平与人均收入之间甚至表现为负相关关系。显然,如何解释这种现象成为国际相对价格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以宾州大学世界表(Penn World Table7.0)为主要数据来源,在全球范围对二战后国家间的相对价格变动特征进行了系统考察,主要工作内容和结论如下：首先,对国际相对价格理论进行了系统总结。运用新古典均衡方法分别从需求和供给方面讨论了封闭条件下国家间贸易品价格存在差异的原因,并对要素禀赋差异说的赫克歇尔-俄林模型进行了单独阐述；通过局部均衡分析与一般均衡分析,讨论了开放条件下国家间贸易品价格的收敛机理；开放条件下非贸易品价格以及整体价格水平的决定机制主要包括劳动生产率差异说、要素禀赋差异说以及经济结构差异说等。其次,对二战后全球及各收入类别经济体相对价格的收敛性进行了考察。发现二战后全球及各收入组别经济体的相对价格变动均存在明显的σ收敛特征,表明经济体间的价格差异趋于缩小。通过对相对价格发展速度与其初始值的回归分析,发现战后全球及各收入组相对价格的β收敛特征显著。结合战后全球经济的发展实践,总结出导致相对价格的收敛的主要原因在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在对收敛性特征考察的基础上,进一步总结出不同收入类别经济体相对价格变动的类别特征。其中发达经济体的整体相对价格与相对人均产出均呈上升趋势,与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理论的描述相符。欠发达经济体战后整体相对价格经历了显著下降过程,且其整体相对人均产出基本保持稳定,显示欠发达经济体的相对价格变动与相关经典理论明显不符。第三,对开放条件下追赶型经济体的相对价格变动特征进行了考察。通过对战后不同时期相对价格与相对人均产出横截面数据的回归分析,发现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全球相对价格体系与PENN效应明显不符,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演变为后期显著符合PENN效应。采用时间序列协整方法和格兰杰因果性检验等方法,对追赶型发达经济体追赶期间的BS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发现追赶型发达经济体的相对价格变动普遍符合BS效应,并且大多存在从相对人均产出到相对价格的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对开放经济条件下追赶型欠发达经济体的描述性分析显示,在相对价格的回归历程结束后,其相对价格变动也趋向于BS效应特征。对追赶型发达经济体相对价格变动途径的考察显示,在经济的高增长阶段,发达经济体相对价格变动的途径呈多样化特征。其中名义汇率的调整差异较大,而物价则表现为共同的上行压力。第四,对改革开放后中国相对价格的变动特征进行了考察。中国相对价格在改革开放后首先经历了由高估向合理水平的回归,与该阶段中国相对人均产出的高增长趋势相反。1994年之后,中国相对价格与相对人均产出呈现相同的上升趋势。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二三产业增加值缩减指数的对比分析,发现第三产业较第二产业经历幅度更大的价格上涨,符合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的描述。对改革开放以来中美两国GDP缩减指数差异与人均GDP增长率差异的格兰杰因果性检验结果显示,存在从中美两国人均GDP增长率差异到中美两国GDP缩减指数差异间的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实证结论支持中美两国间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成立。基于开放经济条件下,中国相对价格行为符合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的前提,随着中国经济相对于主要经济体的更快增长,中国相对价格将保持上升的主趋势。在相对价格将保持上行趋势的约束条件下,应协调好人民币汇率调整和通胀治理的宏观经济政策。由于2005年以来人民币汇率已经历了较大幅度的升值,而产业结构升级尚未完成,因而需要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相对稳定。建议在劳动力供给全面紧张状况来临之前,借助当前国际通胀压力较小的有利条件,近期应当调高通货膨胀的容忍度,加快进行价格改革,理顺价格体系中的不合理环节,为应对二元经济转折点出现之后更为显著的成本推动型物价上涨留出更大的政策操作空间。在远期可能面临更大通胀压力的情况下,则更多考虑汇率政策和物价政策的协调运用,同时在劳动力供给全面趋紧、就业压力显著降低的情况下,适当调低经济增速,以实现内外部宏观经济的双重平衡。本文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首先,以全球103个经济体为样本,对二战后全球及不同收入水平经济体相对价格的σ和β收敛特征进行了验证,细化了PENN效应的阶段性特征,有助于从理论环境和前提等方面对PENN效应的全面理解,弥补了国内相关研究的不足。其次,通过运用时间序列协整方法,验证了追赶型发达经济体在经济高增长阶段的相对价格与相对人均产出之间协整关系的普遍性,表明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是经济高增长阶段的共性特征。本文的主要不足之处在于：首先,仅对开放条件下追赶型欠发达经济体相对价格变动的BS效应进行了描述性分析,没能给出更严谨的实证验证,因而未能实现开放条件下追赶型经济体相对价格BS效应的全面验证；其次,本文数据主要来自《Penn World Table》,数据来源较为单一,没能实现多种来源数据间的相互验证；第三,本文重点观测了追赶型经济体在高增长阶段相对价格变动的普遍特征,欠缺对其个体特征的考察；第四,本文重点讨论了追赶型经济体的相对价格变动特征,缺少对其他类型经济体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