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在这样的特殊情况下,社会诸领域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因社会结构的分化重组、社会利益变得多元和不稳定因素的产生而不断增大。地震、洪水等自然灾害以及高致病性禽流感等这样的传统型风险因素依然存在;下岗失业、流动增加、信任危机、道德滑坡等社会转型中新出现的风险因素还在增多;而如生态危机、恐怖主义、高科技风险等这些与现代社会相伴随的风险因素还在逐步显现。因此,当社会转型期旧的平衡被打破,而新的平衡还没有完全建立之时,一旦有突发事件产生,就会产生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并造成极大的危害。“7·23”动车事故的发生,正是处在了社会转型这样的风口浪尖。除此之外,最近几年新媒体技术不断地兴起与发展,伴随着诸如博客、播客、微博、微信等社会化媒体的应用与发展,让政府在危机传播行为的选择上,暴露出从未有过的新问题。而新媒体技术的兴起与发展,给政府处理危机带来了更广阔的平台,同时也使得政府受到来自多方的监督和约束。政府应有效利用其所展示的传播信息的潜力有效应对危机。“7·23”动车事故反映了政府危机传播行为选择中存在的许多问题,而这些问题又呈现出明显的新时期特点。另外,在这次事故中公众对于政府新闻发言人的声讨和质疑,甚至是因此而演变的危机,也是从未有过的激烈。本文以期对政府传播行为做以深入研究,希望政府在今后应对突发性事件中能够扬长避短,用有效的手段引导危机信息的传播,采取有针对性的危机应对策略,以此来及时、有效地解决危机问题,在今后类似的危机处理中能够有效地规避这些同类问题的出现。因此,对此次事件进行研究,可以使我们更好地了解政府对突发公共危机事件的应变能力,考察事件中政府传播行为的失当之处,更有针对性的对政府传播行为的弊端作以分析和融入新的思考,并且提出具有长远意义的应对建议和策略,以期对今后类似事件的处置提供借鉴与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