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世界越来越演变成一个地球村，国与国之间的联系更为密切而深刻，而于此同时所带来的交流障碍、文化冲突、民族中心主义等问题也随之显现。中国在改革开放，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开始了解中国，越来越多的外国公司也进入中国市场。英语一时间成了中国人疯狂学习的第一外语，中国与其他国家、中国人与其他国家公民之间的联系也愈加密切。此时，对于中国公民来讲，会讲英语是不够的，外语教育不能仅仅把培养语言能力作为唯一目标而应将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作为世界公民教育的方式之一。本文以跨文化交际理论为基础，采用英国学者Byram所提出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模型以及相关批判性文化意识理论对外语教学和国外的跨文化公民教育进行分析。同时根据中国学者贾玉新教授所提出的培养全球公民特别是具有全球化意识的中国公民的理论对如何培养具有全球化意识的中国公民进行分析和研究，通过借鉴新孔子主义代表人物杜维明教授对儒家思想中“仁者爱人”、“仁者人也”等思想的研究，将中国儒家思想中的道德立场与西方的跨文化交际理论、批判性公民意识进行整合与并置以创新出具有中国特色和传统的全球公民培养模式。研究发现西方的公民教育更加侧重民主、自由、个人主义，而中国的公民教育更加侧重道德层面、责任、义务。西方的跨文化公民教育强调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重要性，并将批判性文化意识加入到培养公民教育的层面中来。然而由于公民概念因时间和空间而异，中国培养全球公民教育不能完全照搬西方模式，而应将自身传统文化中儒家所强调的道德立场、自省意识与西方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和批判性文化意识相结合。这样才能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公民培养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