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信息化的发展,我国软件业尽管也发展迅速,但是与国外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并且面临的形势也很严峻。一方面,我国软件企业规模小、分散、自主创新差,没有与国外软件企业抗衡的能力,另一方面,我国的软件盗版问题一直受到美国的谴责。2010年5月连续第二年被列入了道德观察名单前五位。美国政府施压中国政府采取强硬措施,微软等大型软件厂商也实施各项技术手段打击中国软件盗版。软件产业的发展,关系到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经济发展的推动；关系到我国国民的利益以及各项社会效益；关系到我国国际关系的处理,国际形象的维护。要想促进我国软件产业稳健的发展,通过自主创新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治理好软件盗版问题至关重要。我国政府为此做出了非常多的努力,颁布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采取行政手段打击软件盗版,而且积极配合美国企业进行软件盗版的查处,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不过仍远远达不到美国政府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学者就我国软件盗版治理问题展开了研究。然而各种声音充斥着学术界,有人认为应该放任盗版,因为打击盗版会阻碍知识的传承,损害消费者利益；反对者则认为应该严厉打击,因为软件盗版会挫伤正版软件厂商的积极性,抹杀创新意识；也有人认为打击盗版和不打击盗版效果都一样,因为人们对软件的开发是内在刺激的表现。到底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软件盗版?打击软件盗版是否必须强势?是依靠市场机制还是简单的法律制裁来控制软件盗版?现在学术界对于这些问题都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没有结合中国的国情对软件盗版进行系统、全面的分析。本文运用所学的经济学理论,结合社会学、法学等相关知识,从多个角度对软件盗版问题进行研究,以期为解决软件盗版问题提出建设性的建议。本文首先分析了软件盗版的经济学特点与软件盗版类型,以及每种盗版的损害,用统计数据揭示了我国当前软件盗版的严峻性,归纳总结了目前治理软件盗版的法律方式和技术保护,并概括总结了其局限性。然后对于软件盗版在中国泛滥的原因从经济学、法学、社会学角度进行了分析。经济学角度,包括一般市场均衡即供给和需求基础,软件盗版的内在经济学特征,国外软件厂商的市场竞争策略；法学角度,涉及法律制度,行政体制；社会学角度,包括保护知识产权的意识,社会结构和观念,传统儒家思想影响以及知识分子的地位依附。本文的核心内容,是探讨我国目前对待软件盗版所应有的立场。首先肯定了治理软件盗版的必要性,用经济学理论解释了打击盗版的内在必要性；用一般市场均衡理论分析了比尔.盖茨的“纵容小偷”论,纠正了治理软件盗版只对国外软件厂商有利的错误观点,从市场秩序、投资环境、国家税收、就业机会等角度支持了结论的真实可靠性,然后论证了我国现实国情需要谨慎对待打击软件盗版,对于软件需要“中度保护”。并运用福利经济学论证了这是防止垄断,稳定社会秩序的需要。本文还创新地运用历史证明法,分析了美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历程,揭示美国也不是一开始就实施“强保护”政策,他们历史上也曾是盗版国家,他们的政策是为了追求国家利益。借鉴美国的经验,我国必须经历一定的过渡时期。最后,运用交易费用理论分析当前我国严厉打击盗版会增加交易成本,也决定了我国无法实施“强保护”政策。立场鲜明了以后,就要探讨治理软件盗版有效途径,在揭示了“完全市场机制”和“简单法律禁止”不可行的情况下,分别从政府和软件企业的角度提出了相应的政策。政府需要完善反盗版法律制度,对国内软件一定的扶持。我国软件企业必须认清形势,转变运营模式,并且合理使用反盗版技术。本文结论：软件盗版必须打击,但是鉴于中国现实国情以及国外知识产权保护发展历程的启示,打击软件盗版需要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并且必须结合市场调节机制以及政府调控,引导我国软件厂商自主创新,不断壮大,创立自己的品牌,这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软件盗版问题。本文视点比较新颖,跳出了纵容和严厉打击的两个极端,运用相关理论对软件盗版的经济学特点、软件盗版存在的原因进行分析,并结合我国现实国情,提出了对待软件盗版的正确立场：打击盗版十分必要,但是当前的国情要求国家把打击力度限制在一定范围内。另外研究方法上也有所创新,把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心理学相结合分析软件盗版问题。文中还运用历史证明法,考察了美国知识产权保护的历程,这不光是方法上的创新,更是我国可以正面回应美国的过分谴责的有力依据。本文的主要不足之处在于：因为数据的缺乏,未能够对文章的结论进行实证方面的检验。另外,所提出的政策建议也偏于宏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