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到民主法治建设已经迈出重大步伐,提到始终把“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要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治理体系。犯罪行为像顽疾一样侵蚀、危害社会的发展。通过对农民工犯罪问题的研究,剖析犯罪行为,分析经济因素对犯罪的影响,为降低犯罪行为提供理论依据,保障人民的人身与财产安全,从而推动社会经济的进步,为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夯实基础,不断致力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本文采用了问卷调查的方式,对沈阳市大东区法院收押农民工犯罪嫌疑人的犯罪情况进行实地调查,（犯罪嫌疑人经过法院庭审作出最终判决后认定有罪,依法判处刑罚,犯罪嫌疑人即确定为罪犯）综合调查数据,深入分析大东区农民工犯罪特点及原因,为预防犯罪提供理论基础,从而制定一系列的措施及方案。本文分六章三个部分进行全面阐述:第一部分为文章的导论部分,包括第一章和第二章。第一章重点阐明选题依据,研究目的及意义,国内外研究综述、研究内容和方法以及技术路线。第二章则对相关概念进行界定,相关的理论基础。第二部分为实证分析部分,包括数据来源及描述性分析（第三章）、实证分析（第四章）和案例分析（第五章）三个部分。具体为:第三章介绍数据来源及沈阳市大东区农民工犯罪的基本特征,通过对252份犯罪农民工进行问卷调查,发现年龄在30到45周岁的农民工罪犯更多,家庭经济水平低的犯罪率高,未婚或离异家庭的农民工更易犯罪,学历水平越高犯罪率越低,侵财累犯罪在各犯罪类型中排第一,社交环境与居住环境对犯罪具有深远影响;第四章运用多元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农民工犯罪影响因素得出涉毒的农民工外出务工年限具有正向影响,文化程度越高、年龄越大的农民工暴力犯罪率低,农民工的子女人数越多、经济压力越大经济犯罪率越高,务工年限少的犯盗窃罪的更多等结论;第五章根据实际案例分析了沈阳市大东区农民工犯罪的情况及主客观原因,发现农民工犯罪的客观原因有城乡二元结构的户籍制度歧视,社会机遇的缺失与就业危机,制度与监管因素,主观原因有个体差异因素,文化冲突与法律意识薄弱,针对单一农民工犯罪典型样本探究不同经济视角的的范围行为动因,包括就业质量低导致犯罪、社会融入程度低导致犯罪、职业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导致犯罪等,得出农民工易犯以上犯罪行为的一些因素,能更有效针对预防农民工犯罪。第三部分为结论和政策建议部分,包括文章的第六章。重点针对文章的分析结论,提出预防农民工犯罪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