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增长阶段过渡,一方面是由于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转化需求,另一方面是我国资源环境承载压力的现实状况所迫。在以往经济高速增长阶段,主要以重工业经济发展为依托,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严重的污染问题。由此说明,环境污染的源头为工业企业,尤其为重污染行业企业。因此,若能有效整治重污染行业企业的污染排放问题,必将使我国的环境治理状况上一个台阶。但鉴于环境污染问题的外部性,需要借助政府“看得见的手”加以调控,弥补单一市场作用的失灵,因此,研究政府主导下环境规制对企业环境治理行为的作用意义重大。我国环境制度处于逐步完善的进程当中,规制形式逐渐多元化,从最初的惩戒性规制措施,过渡到命令型与市场型规制措施并举,现阶段逐渐赋予公众更多的环境治理主导权,稳步实现异质性环境规制形式对环境治理的多方位引导作用。而生态改善过程中,环境规制的遵循将导致企业经营成本支出的增加,造成企业污染治理缺乏主动性,通过权衡规制遵循成本支出与遵循收益折现值的关系,制定最终的环境治理决策,被动污染减排,抑或是主动的绿色创新行为以根除环境问题。“波特假说”指出环境规制作用下,企业通过技术的改进,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低生产成本,借以“创新补偿效应”和“先动优势”促进企业竞争力提升。但绿色创新因其资源禀赋的公共物品特性,具有双重正外部性,环境规制是否能够促进企业主动的绿色创新行为,还是绩效表现的提升,最终对企业经济价值产出的影响如何?是环境治理中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为此,本文以环境规制对企业环境治理价值链中各环节作用为思路,对以下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不同环境规制形式(命令型、市场型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是否能够促进企业的绿色创新活动?即使制度压力下,企业缺乏根源环境治理——绿色创新动力,那么环境规制是否能够有效促进企业环境绩效表现的改进?环境规制制度的遵循和污染问题的应对,最终对企业经济价值产生何种影响?其作用机理是什么?内外部不同的影响因素——寻租抑或媒体关注,对企业环境和经济绩效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为回答上述问题,本文选取了我国A股上市公司中的重污染行业企业2008-2017年数据为样本,经过实证论证,得到以下几点结论:第一,命令型与市场型环境规制能有效促进企业的绿色创新行为,其中命令型环境规制存在阈值效应,在适度强度内达到绿色创新效果最大化,否则将抑制其产出;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作用不显著。第二,命令型、市场型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均可有效促进企业环境绩效提升,但前期良好的环境绩效变现对当期值产生抑制作用。第三,不同形式的环境规制工具对企业短期和长期价值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对长期价值的作用效果大于短期利润,主要通过环境规制作用下企业绿色创新的“创新补偿”和“先动优势”与环境绩效的“声誉效应”发挥作用。第四,环境规制下,企业的规制寻租行为有利于企业短期环境绩效和经济利润的增加,但在长期中,抑制了企业的绿色创新行为和长期价值增长。第五,借以媒体关注的信息传递功能,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产出、环境绩效提升和长期价值增长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导致企业短期利润的下滑趋势。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第一,企图揭示宏观环境规制手段对微观企业环境治理效果与经济价值的作用机理,验证宏观经济政策的微观企业行为效果。现有研究主要以宏观角度研究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和经济增长的作用,本文以微观企业角度展开研究,采用客观可量化的指标,研究环境规制工具对企业环境治理价值链的作用关系。第二,考虑环境规制形式的异质性,丰富和完善环境规制制度理论基础。研究不同环境规制措施对企业环境治理表现和经济价值的作用效果,并以企业绿色创新和环境绩效提升为经济价值的增长效应,揭示环境规制与企业价值间的作用路径。第三,探寻环境治理效果偏差的影响因素。从企业内部规制寻租和外部媒体信息传递角度,研究环境规制对企业环境治理行为和经济效益的影响,企图规避造成环境规制目的偏离的作用因素。本文研究的管理启示和政策建议:在企业管理方面,为提升企业环境治理中的竞争力,应以积极主动的绿色创新行为为主,摒弃被动的减排行为;并尽力避免规制下的企业寻租对企业家精神和企业最终价值的侵蚀。在政府治理方面,应制定适度的命令型环境规制,并逐步完善市场型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制度,发挥环境规制的对企业环境治理和价值产出的激励作用;强化环境治理中媒体的信息传导功能,实现多主体参与的协同治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