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土地流转源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土地的用途随着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而变化,单纯地研究某一种土地类型可能会导致片面的结论,因此本文把作为农业用地的承包地、作为住宅用地的宅基地和其他建设用地统一纳入研究范围。目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不断深入发展的新阶段,农业生产方式和农民生活方式正在发生历史性转变,破解城乡二元社会结构进入了一个关键时期,保护农民的土地权益已经形成共识,土地管理制度面临变革。在这样一个转折点上,各种土地流转的制度创新在各地不断涌现,地方政府、村委会与农民的矛盾和冲突事件也屡屡出现在各种媒体。在这种背景下,亟待回答的问题是,为了推进农业现代化、工业化和城市化,我国农村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土地流转模式?现实的土地流转制度创新能否达到理想的目标?如果不能,又需要消除哪些方面的制度障碍?在现阶段,这些问题的解决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此外,本文提供了一个研究我国农村土地流转问题的理论分析框架,指出了适应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土地流转趋势,对我国的农村土地流转实践有参考和指导意义。从已有的研究来看,关于承包地流转的文献已经注意到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并不必然导致土地流转,因土地流转而产生的土地供给也不一定会导致规模经营,并且已经认识到承包地流转中特有的匹配成本对扩大流转规模的限制。关于建设用地流转,现有文献针对农村建设用地的隐性流转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也有文献认识到,在城市化背景下,建设用地由农村向城市流转更有现实意义。关于各类土地流转,对土地流转中农民利益的保护问题和各种制度创新的案例分析都有所涉及。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上,本文关注的问题是,在什么情况下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可以导致土地的规模经营?真正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需要具备哪些条件?城乡统一市场显然不是农村建设用地流转的全部,在城市化进程中,要实现耕地保护和工业发展的两重目标,需要什么样的异地流转?这些问题的解决将为下一阶段土地流转政策的完善提供理论指导和参考。本文采用博弈论与制度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研究了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土地流转的目标模式和政策方向,以及为达到理想目标所需要的制度安排,并对目前各地实践中出现的各种模式进行了比较分析,运用制度变迁理论解释了实践中新的制度创新的本质和出现的原因,分析了其制度效果、与理想目标的差距及其形成的制度原因。基于上述研究本文得出进一步推进我国土地流转政策的方向性结论。具体结论如下:1、在城市化进程中,我国需要这样的土地流转:以规模经营为目标的承包地流转,以土地集约利用为目标的宅基地整理,以及基于城乡建设用地总量不减少的集体建设用地的异地流转。2、行政直接介入的承包地流转只能产生短期效应,要促进承包地流转,地方政府需要搭建土地流转的中介平台,同时为达到一定条件的农户提供身份转移的渠道;在土地过度非农化的背景下,应按照城乡建设用地总量平衡的思路来引导农村土地流转。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的真正建立,需要以城乡土地适用相同的配套制度和政策为条件。统一市场只能解决城镇规划区内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需求,规划区外集体土地发展权的实现需要借助异地流转。3、目前我国土地利用规划直接确立土地非农发展权的制度安排存在缺陷,为此需要赋予各集体经济组织平等的土地发展权,通过发展权交易实现各集体土地所有者平等的土地权益。4、各地土地流转制度创新的发起方都是有能力发起制度变迁的一方,如地方政府、村委会、工商企业和能人。制度创新成为各类发起方通过改变制度安排获得制度外利润的工具,无助于农民土地权益的保护和土地过度非农化的遏制。5、农民集体的土地权益不能保证的根本原因在于集体经济组织实体虚化,应借集体土地确权之机重构集体经济组织实体。6、农村集体土地非农流转失去控制,究其原因,除了政府失灵外,还因为现有的监督机制把土地产权人排除在外,赋予集体经济组织平等的发展权将有助于改变这一局面。7、征地制度改革、界定土地非农发展权、重建集体经济组织实体等变革需要来自国家层面的推动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