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平衡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城镇化过程中长期面临的重要问题。长江流域作为中华文明重要的发祥地,长江的涨落荣枯,沿岸的富庶进步,一直备受关注。“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战略定位,高度概括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发展方向和实现路径,同时也是长江经济带保持“经济长廊”与“生态走廊”称号的必然之举。然而,长江经济带以往“大开发式”的发展虽极大地提高了城镇化速度和水平,但这一过程中生态系统健康退化,长期累积的生态问题已成为严重制约长江经济带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在绿色约束趋紧的情况下,如何进行生态系统修复与保护、实现在保护中发展与发展中保护是长江经济带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要难题。评估分析长江经济带生态系统健康的时空演变规律,量化生态系统健康对城镇化的时空动态响应则是解决这一难题客观需求和内在要求。基于此,本研究通过梳理国内外研究成果,总结已有研究,分析当前研究存在的不足之处,基于改进的VOR模型和综合指标法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对2005年、2010年、2015年及2018年长江经济带130个城市的生态系统健康状况与城镇化水平进行综合量化分析,重点分析了生态系统健康及其各组成要素的时空演变特征;剖析生态系统健康时空演变的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运用空间计量模型探讨长江经济带生态系统健康与城镇化的空间关系,量化生态系统健康对城镇化的时空动态响应,以期为长江经济带实现绿色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支持。本研究主要结论如下:（1）长江经济带生态系统健康各组成要素存在明显的时空差异。其中,生态系统活力空间异质性较为显著,呈现出“南高北低”分布特征;生态系统组织在时间上呈稳定下降趋势,空间分布较为随机;生态系统弹性集聚特征显著,人口、经济密度较大的城市以及地势高耸的区域生境质量指数较小,弹性水平低;受生态系统服务供给下降、需求提升影响,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平衡指数呈连续下降趋势,供需赤字区域在空间上主要集中在下游北部以及城市群部分市域。（2）长江经济带生态系统健康得分均值呈波动式小幅下降趋势,空间集聚特征显著。其中下游地区生态系统健康得分的“低谷”拉低了长江经济带整体均值,且整体均值在时间上的演化主要受中上游地区生态系统健康水平变化的影响;在空间格局上,生态系统健康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关系,体现在下游北部的低水平集聚以及中游地区的西部周边与整体区域南部的高水平集聚,空间集聚类型的演变趋势表明,生态系统健康较差的地区对邻地生态系统健康的影响或将越来越大;生态系统健康水平的下降主要集中在2005-2010年间,主要分布在部分省会城市及较发达的城市群区域。（3）长江经济带城镇化水平持续上升。2005-2018年13年间,城镇化水平总体增幅46.7%,年均增长率为2.97%。中下游总体增幅和年均增长率均高于平均水平,其中,下游地区增幅最大,年均增速最快,分别为52.97%、3.34%。经济、人口、土地和社会城镇化子之间的耦合程度差异很大,经济城镇化水平明显高于其余三个子系统,人口和社会城镇化之间协调水平较高;在空间上,长江经济带城镇化水平存在自西向东递增的地区发展差异,除少数上游地区城市受地理位置等限制,其余城市均达到一般及以上城镇化水平。（4）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对生态系统健康存在较为显著的负向影响,但总体上这种负向影响正在下降。双变量空间自相关结果显示,城镇化与生态系统健康的空间相关性主要体现在上游地区和下游地区,其中,社会城镇化与生态系统健康呈正相关,经济、人口、土地城镇化与生态系统健康均呈显著负相关。在量化长江经济带对生态系统健康的响应模型中,加入控制变量的空间误差模型拟合效果最优;长江经济带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对生态系健康的负向影响显著高于社会城镇化的正向影响,因而城镇化对生态系统健康整体上表现为负向影响。此外,地形起伏度、降雨量以及距河流距离等自然因素,对生态系统健康有正向影响,它们或直接益于生态系统健康,或通过限制城市扩张间接保护生态系统的健康发展。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提出以下建议:一方面以生态优先为前提,整体联动、统分结合,建立生态保护长效机制,综合考虑空间外部性,共抓生态大保护;另一方面以绿色发展为导向,推进绿色产业转型,区内错位,区际协调,构建协同发展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