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听是世界上许多国家为应付犯罪形势的新变化而发展起来的一种高技术化、高隐秘性的强制侦查措施。它在弥补传统侦查手段的不足和打击某些特殊类型的犯罪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另一方面，监听的采用在有效侦查犯罪、收集犯罪证据的同时，又严重地侵犯了公民的隐私权。因此，各国都对监听的采用规定了严格的法律程序，以防止侦查机关滥用监听，过度侵犯公民权利。我国刑事诉讼法允许在开展刑事侦查时采用某些科学技术手段，但却未对技术侦查，尤其是监听做出明文规定。而我国刑事侦查机关为了适应犯罪形势的新发展，早已在司法实践中运用监听这一技术侦查措施来打击犯罪。这就使我国刑事诉讼立法与司法实践之间出现了错位，将监听从法律的高度加以规制已经刻不容缓。 由此，监听所带来的法律问题引致了我国刑事诉讼理论界与实务界的关注和重视。本文从厘清监听的概念、分类等基本问题入手，分析了监听的法律性质、价值冲突，以及从对域外监听法律制度的广泛考察与比较中归纳出监听立法的基本原则，最后阐述了我国监听立法的现状与缺陷，并就如何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监听立法提出笔者自己的一些意见和建议。全文共分四部分： (一)针对目前人们对监听的概念、分类及特征、监听的法律性质以及监听所获资料在刑事诉讼中的证据能力等监听法律制度的基本问题还存在认识和理解上的混乱，首先从监听的概念入手，对上述问题逐一的分析与界定，力图对监听作出准确的法律定位。 (二)对监听所固有的价值冲突予以解析，探究冲突形成的原因；并提出以下解决冲突的调适机制：将监听予以立法，纳入严格的法律规制是调适监听价值冲突的关键；同时对公民个人隐私权一定条件下的限制也是调适冲突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