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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本文通过对青少年健康素养的现状及相关因素进行调查分析,了解青少年健康素养的水平,分析其影响因素,为进一步干预提供依据。方法1采用两阶段随机整群抽样方法:(1)在2014年10月-2015年10月,从唐山市市区27所中学内随机选取二所,(2)对这两所学校的所有学生2168名整群抽样,以问卷调查的形式进行健康素养及其他资料的调查。2调查内容包括:(1)应用健康素养问卷评测青少年健康素养水平,(2)青少年一般资料的调查,包括性别、年龄、是否为独生子女,(3)青少年家庭资料的调查,包括父母文化程度、父母职业、家庭月收入;应用家庭功能量表(Family Assessment Device,FAD)评测青少年家庭功能水平,应用简式父母教养方式问卷(Short-Egna Minnen av Barndoms Uppfostran简称s-EMBU)评测青少年父母教养方式水平,(4)青少年自我效能水平的调查,应用一般自我效能量表(General Self-Efficacy Scale,GSES)评测青少年自我效能水平,(5)青少年社会支持水平的调查,应用社会支持量表(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SSRS)评测青少年社会支持水平,(6)青少年同伴关系的调查,应用同伴关系问卷评测青少年同伴关系水平,(7)青少年互联网利用能力的调查,应用互联网利用能力问卷评测青少年互联网利用能力,(8)青少年的班主任胜任力情况的调查,(9)应用班主任胜任力问卷评测青少年的班主任胜任力。3、所有数据用Excel软件进行录入,SPSS21.0统计学软件进行单因素及二元logistic回归来分析青少年健康素养的影响因素。结果1被调查的青少年具备基本的健康素养的比例为10.6%。2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1)与性别为男生、年龄小于15岁、独生子女的青少年相比,性别为女生、年龄大于等于15岁,非独生子女的青少年健康素养具备率稍高,差异无统计学意义(x~2分别为0.773、0.007、1.250,P>0.05);(2)与父母文化程度一般、家庭收入一般、家庭功能一般、父母采用拒绝和过度保护教养方式的青少年相比,父母文化程度高、家庭收入高、家庭功能好和父母采用情感温暖教养方式的青少年健康素养具备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分别为12.672、15.509、7.797、5.170,P<0.05),与父母职业为体力或其他的青少年相比,父母职业为脑力劳动者的青少年健康素养具备率稍高,差异无统计学意义(x~2为1.007,P>0.05);(3)与自我效能水平低的青少年相比,自我效能水平高的青少年健康素养具备率较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为14.762,P<0.05);(4)与社会支持水平低的青少年相比,社会支持水平高的青少年健康素养具备率较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为6.771,P<0.05);(5)与同伴关系较差的青少年相比,同伴关系较好的青少年健康素养具备率较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为11.795,P<0.05);(6)与互联网利用能力较差的青少年相比,互联网利用能力较好的青少年健康素养具备率较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为11.166,P<0.05);(7)与班主任胜任力一般的青少年相比,班主任胜任力较好的青少年健康素养具备率较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为5.388,P<0.05)。3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影响青少年健康素养的因素有互联网利用能力、同伴关系、自我效能、父母文化程度、社会支持、家庭功能、父母教养方式(P<0.05)。结论1被调查的青少年具备基本的健康素养的比例为10.6%。2互联网利用能力、同伴关系、自我效能、父母文化程度是青少年健康素养的主要影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