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手段在追求效率方面的作用无与伦比,由此我们迅速进入了工业化时代。然而事物都是辨证的,市场在促进公平方面却又无能为力,由此产生了个人收入分配不公和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两大问题,前一问题主要属于福利经济学的研究范畴,发展经济学家们则致力于解决后一问题。稍稍整理后不难发现,发展经济学们对欠发达国家(地区)的发展开出的“药方”基本都与“工业化”这个术语和推动工业化进程这一思路密切相关。当然,这些“药方”也适用于解决我国当前存在的区域差别问题,推动欠发达的省份——贵州的发展同样如此。一般而言,推动工业化进程的手段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其中经济手段中又包括了财政、金融、税收、产业、外贸等一些政策。客观而言‘,税收政策只是推动欠发达地区工业化进程的经济政策之一,绝不是最重要的经济政策,比如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就比税收政策在这一方面更重要些。然而由于从税收角度来分析工业化进程的研究不多,而且税收政策在推动工业化进程中也是必不可少的,本文就此展开了详细研究。第1章交代了文章研究目的与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和创新所在。特别是在数据来源、实证结论和政策建议三个方面的创新在—定程度上体现了文章的价值所在。第2章利用比较优势理论和后发优势理论两个方面详细论述了文章的理论基础,就我国目前的情况而言,欠发达地区基本上都属于工业化水平比较低和工业化进程比较落后的地区,要促进其发展,就必须推动其工业化进程。要推动欠发达地区的工业化进程,就必须发挥其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而税收手段则有利于其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的发挥。具体而言,本章详细介绍了相关的理论概述、理论发展、理论的规范论述。第3章以税收负担对工业化水平的影响为切入点,对两者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东部地区增值税负担率对于工业化水平的影响是显著的、正向影响,消费税负担率与企业所得税负担率对于工业化水平的影响是显著的、负向影响；中部地区增值税负担率对于工业化水平的影响是显著的、负向影响,消费税负担率对于工业化水平的影响是显著的、正向影响,企业所得税对于工业化水平的影响是正向影响、不显著；西部地区增值税负担率对于工业化水平的影响是负向影响、不显著,消费税负担率和企业所得税负担率对于工业化水平的影响是正向影响、不显著。由上述结论,笔者认为,运用不同地区数据回归模型得到的结果不一致主要是因为各个地区在税收政策方面存在着差异,以及工业水平的决定因素并不是单纯是由税收政策决定的,而是由其它模型未考虑到的因素所决定,地区工业化水平的提升并不能仅仅依靠税收手段,工业化水平的提升是一个综合作用的结果,有赖于地方财政、投资环境和法律制度等的完善。第4章详细介绍了国内外欠发达地区工业化进程中的税收政策,以期找到其中可供贵州省借鉴之处。国外介绍了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日本和韩国的相关做法;国内则从税收优惠政策方面、税源建设方面和改善纳税服务三个方面介绍了其它兄弟省份和地区的具体做法。第5章则以贵州省为例,详细介绍并评价了欠发达地区工业化进程中的税收政策。本章先分析了当前贵州省工业化进程中的税收基本情况,接着分析了当前贵州省工业化进程中税收优惠的执行情况,然后找到了当前贵州省工业化进程中税收政策存在的主要问题,最后还整理分析了当前贵州省企业对工业化进程中的税收政策建议。第6章认为,要推动欠发达地区——贵州省的工业化进程需要一系列政策组合才能发挥作用,税收政策是其中必不可少的手段之一。结合前文实证研究的结果,笔者认为,税收优惠当然是欠发达地区推动工业化进程当下需要的税收政策,但绝不是全部,还需要税收政策的完善、税收管辖权的优化、税收征管效率的提高、税收服务的优化、纳税人税收遵从度以及各方税收意识的提高等诸多方面的配合。根据前文的分析,结合贵州省的相关情况,有必要提出利用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推动欠发达地区工业化进程的思路。再结合我国各级政府的税收管理权限,本文的具体建议主要从向中央积极争取一批政策、省委省政府出台一批政策和税务机关转变工作理念三个方面展开,希望能够为决策层的决策提供一定的参考。第7章对全文的观点进行了总结,并展望了文章提出的相关思路是否可行。文章认为,欠发达地区往往就是工业化水平比较低和工业化进程比较落后的地区,所以其发展的必经之路是推动工业化进程,而要推动其工业化进程则离不开税收政策的支持。然而本文的实证研究又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虽然必不可少,但税收政策只是推动欠发达地区工业化进程的手段之一,可能还不是最重要的手段。并且在利用税收政策推动欠发达地区工业化进程时,还不能只考虑税收优惠,而应该从税收管辖权、征管效率、纳税遵从、税收意识等方面全盘考虑。当然,由于种种原因,本文提出些观点和建议还不成熟,有待于以后在工作和学习中进一步思考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