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僵尸企业”是指那些长期处于亏损状态,恢复无望但又没有正常退出市场的企业。中国经济在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获得飞跃发展,展现出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及经济活力。但同时,高速发展的背后也涌现出诸多问题。伴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大批传统制造业和国有企业面临不良债权,陷入经营困境,沦为“僵尸企业”。“僵尸企业”占有了大量的劳动力、资金、土地等资源,扭曲了资源配置效率,同时也会对新企业的进入产生“挤出效应”,阻碍新兴产业的发展。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将“去产能”列为供给侧改革的五大任务之首,并明确提出了“清理僵尸企业”的目标,这显示出政府治理僵尸企业的决心。对于僵尸企业的形成,现有文献主要从政府补贴与银行金融机构支持两个方面进行解释:一方面,僵尸企业的形成是地方政府和企业之间政企合谋的结果,政府迫于就业稳定与税收增长的压力,通过补贴政策或财政优惠等形式不断给濒临破产的僵尸企业进行“输血”;另一方面,那些资不抵债的企业无法对银行贷款进行偿还,一旦退出市场,会造成银行当期大量坏账的出现,增大银行的经营风险。因此,银行也由于不愿在当期承担系统性的信贷金融风险,而选择为经营困难、资不抵债甚至明显无还款希望的企业追加贷款。然而,企业经营归根结底取决于经营企业的主体及自生发展能力,企业家作为企业经营活动的决策者,决定着企业的经营方式和创新行为的选择。企业家精神作为企业发展及经济增长的关键性因素,可以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技术进步、以及知识溢出等方式改善企业绩效。但是,企业家精神并不总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当企业家将才能和精力投入到寻租活动中时,企业自身并没有创造社会财富,反而企业通过寻租得到参与分配社会财富的机会,这时的企业家精神是非生产性的。非生产性活动在一段时间内给企业带来收益,但是在经济发展由速度向质量转型的条件下,无法使企业得到内生发展能力的提高,不利于企业长久经营,甚至导致企业成为“僵尸企业”。基于上述的逻辑推断,本文认为僵尸企业的形成除了政府及金融机构的帮助以外,也有企业内生的因素,因此,本文研究的问题就是作为企业内生因素的企业家精神配置在僵尸企业形成的过程中发挥了何种作用,并以企业的自生能力为中介对二者关系的影响机制进行探讨。在对已有文献和政策文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基于一手的“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CEES)”数据,本文采用Probit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对僵尸企业形成与企业家精神配置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大样本的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僵尸企业的形成是企业家精神在生产性活动与非生产性活动中配置的结果,生产性的企业家精神对于僵尸企业的形成具有抑制作用,而非生产性企业家精神则对创新活动有“挤出效应”,对僵尸企业的形成具有显著的促成作用,且生产性企业家精神的抑制作用(4.064)显著强于非生产性活动的促成作用(1.006)。进一步地,本文引入企业自生能力作为中介变量来研究企业家精神影响僵尸企业形成的机制问题,分别将技术水平与产品能力作为企业自生能力的代理变量放入中介效应的计量模型发现,企业自生能力在企业家精神与僵尸企业之间起着部分中介效应,即企业家精神配置会通过影响企业自生能力的高低来影响企业的僵尸化。本文分析认为,正是由于政府及金融机构具有自利性动机,且对于市场的资源配置有干预的权力,加上企业退出机制的不合理,滋生了企业进行寻租活动的空间,企业为了在市场竞争中获取庇护及获取更多地资源,借助“政府的手”进行市场干预,最终导致自生能力的下降,形成“僵尸企业”。因此,本文提出的政策建议是:合理规划企业的资本结构,避免企业过度负债;加强企业技术创新,形成产品核心竞争优势;建立市场化退出机制,弱化地方政府的经济指标考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