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当代作家中,李锐是特殊的一位,他始终选择站在潮流之外,坚持创作的独立性。在文学界热衷于各种西方理论的时候,他坚持以自己对世界、对人类、对历史刻骨铭心的体验作为创作的根基。在全球化文化浪潮对民族性、本土性写作几近湮灭时,他始终抱着警醒的态度。李锐的小说创作总体上呈现出对偶式互文关系,一部小说终了,他会从另一个角度再次书写,两部小说往往共享一个大主题,共同呈现一种精神内蕴,造成一种小说彼此之间的张力与弹性。在《厚土》和《太平风物:农具系列小说展览》这一对小说集中,作者放眼大历史之下小村庄人的生存状态,呈现了历史变动之下乡土世界的前现代与现代命运。《厚土》中,李锐发现了乡土世界前现代式的凝滞与沉寂,人在权力结构和失控的命运禁锢下的愚昧和麻木。学生娃目睹生存苦难时的惊愕、城市知识结构与乡间体验的不可沟通无不昭示着乡土被弃置的命运。《太平风物:农具系列小说展览》是18年后李锐对乡土中国现代命运的揭露,运用“超文本拼贴”的方式沟通了古代与现代、文言与白话,呈现出被动的现代化进程中乡土满含着血与泪的悲歌。无论前现代还是现代,农村与农民始终处在被无情剥夺的处境之中。在《无风之树》和《万里无云》这一对小说中,李锐抛弃了冷峻犀利的书面语与单一人称视角,投入口语的海洋,借鉴福克纳的“多人称视角转换”叙事方法,创造性地将民间文化对庙堂文化的消极抵抗与庙堂文化对“知识青年”的塑造作了一次深刻的表达。作者不是站在知青立场上“拒绝忏悔”,也没有把民间变成一个诗意的田园,而是以一种矛盾的、对峙的、分裂的心态回应自己内心的逼问。李锐的历史小说也独树一帜,从《旧址》到《银城故事》再到《张马丁的第八天》,作者在对历史的追溯中铺展开自己的现代史观。《旧址》中无理性的历史无情吞噬着生命的光彩,天地不仁,人之为人的向往与抗争显得何其虚妄;《银城故事》中山崩地裂的革命历史在无欲无求的民间历史的包裹之下,构成一种集紧张与悠远、边缘与中心、瞬间与永恒于一体的阅读体验;《张马丁的第八天》是李锐第一次将目光转向信仰这个命题,当人间已成炼狱,信仰所指的方向是否可以救赎脆弱而坚定的生命。如果信仰成为一种束缚,除了离去还有他法可寻吗?总之,李锐自觉地以中国作家的身份书写本民族的生死,以历史亲历者的身份走进那些被淹没的命运人生,以悲悯的情怀观照那些信仰失落的善男信女,拒绝合唱,拒绝潮流,拒绝将自身抛入物欲的洪流,始终坚持以自身刻骨铭心的体验去书写乡土、书写历史、书写人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