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作为一种新型信息传播结构，为公众提供了绕过既有传播体制重构社会问题公共论述的可能性。新媒体事件即是网络空间群众书写和公共叙事的产物。新媒体事件的发生仰赖既有国家社会关系结构下互联网作为一种表达机会结构、情感动员结构和框架建构场域的支撑作用。怨恨与狂欢既是新媒体事件中两种突出的情感表达与动员机制，也当下中国社会情感结构的两种突出特征，是我们把握和理解新媒体事件情感脉络的重要切入点。　　研究发现，网民怨恨与狂欢化的情感表达背后存在一种典型的社会心理症候：受迫害妄想症，即拥有强权者以权力和金钱开道，肆无忌惮地践踏和剥夺无权无势者的生存权。　　以心理学的观点来看，公众的这种被迫害妄想症是一种潜藏的心理防御机制。对中下阶层而言，当下中国社会有许多实际存在的“伤害”，有一些甚至是来自公权力“合法伤害”，他们很容易陷入一种被剥夺、受侮辱，看不到希望又无法反抗的境况。为了在心理上防止可能受到伤害或再受到伤害，把对自己生活处境所承担的责任给推出去，以及获得正义感所支撑的道德优势，人们就会强迫自己产生“被迫害妄想”。它相当于一种另类的“弱者的武器”。　　网民的这种受迫害妄想症来源于一种特定个体-社会-国家关系结构：在改革开放以后，国家通过对个体社会成员的有限“松绑”，使得中国社会朝向一种个体化方向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国家迅速从改革前的福利体制中抽身，并在发展的名义下完成了政治权力与市场资本的结盟，期间伴随着大规模的因权力德性败坏导致腐败和对个体社会成员的“合法伤害”现象。　　在一个因结构性权力压抑而充满强烈怨恨的受困扰社会，如何实现怨恨克化，想象和建构一种鲍曼所倡导的共同生活（live together），是一个具有紧迫现实意义的课题。我们认为通过价值层面的宽容最终达致社会治理和制度设计层面的共识，是寻求当代社会冲突化解、怨恨克化和建构现代情感文明社会的良方。所谓宽容主要表现为对社会成员多元价值和利益诉求的承认和尊重，并倡导一种通过平等对话进行理性沟通和妥协的社会协商机制；所谓共识则表现为在社会治理路径的设计上为社会共识的实现提供制度安排。“前者意图斩断怨恨发生根源中的价值对抗，后者力图清除怨恨表达过程中的各种障碍。①”　　具体而言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开放政治参与，为社会中下阶层成员提供通过政治权力进行利益表达和博弈的机会和渠道；　　2.培育公民社会，鼓励公民自治组织等社会中间结构的成长、壮大，形成政治权力的社会制衡机制，防止权力滥用；　　3.推动“以公民道德建设为核心的价值建构”②，以一种合作和利他的个人主义使中国社会避免沦为“互害社会”，建构一种互惠的个体化进程和公共情感认同，促进现代社会的有机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