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代书法史中,张旭草书是书法实践的高峰,张怀瓘书论是书法理论研究的高峰,两座高峰在唐代的矗立,这其中必然有着内在的不容忽视的联系。本文旨在通过梳理初唐书法发展状况和张旭草书崛起的历程,来揭示张怀瓘书论成书的社会文化背景,以及这一背景下书法审美风尚的观念转变,挖掘出张旭草书崛起与张氏书论的关系,从而进一步诠释张氏书论中书法价值判断准则与时代文化特征的关联,以及其书法批评中所包含的史学的思考。本书除引论外分为四个部分。引论部分对张旭草书崛起与张怀瓘书论的关系进行了界定,概说了本论文的选题意义与研究现状。其他四部分依次是:一、初唐时期书法发展状况。初唐贞观时,太宗以九五之尊身体力行地倡导书学,无疑为书法在初唐的繁荣提供了巨大动力,但必须看到书法艺术为国家政治服务,最终导致书法艺术陷入“法”中难以自由发展的弊端。这期间,“中和”理论、“中庸美学”在初唐书学领域的确立以及事实上的的异化----最终为“法”所攫取,书法美学意义由“形而上”的道降格为“形而下”的器,这一时期的书法理论明显地有“器”的烙印,过度地追求理性与规范,反而极大地扼制了书家的创造性,束缚了书法艺术本体的发展。唐“法”的倡导者们站在自己的政治文化立场,并未真正挖掘出晋人书法的审美价值,他们只是截取了自己需要的部分加以尊崇并推广,几欲使魏晋书法与初唐书法一起失去合法化的外衣。初唐时期书法的这种极端发展势必带来对法度的反叛,而张旭草书的崛起就是最有力的证明。二、张旭狂草的崛起及其对张怀瓘的影响。玄宗朝开元年间,政治稳定,经济繁荣,致使国威远扬,显示出庞大的封建皇朝的威武形象。文学艺术总是社会时尚的反映。因此正是“开元盛世”,即所谓“盛唐”社会的风尚,促使唐代的文学艺术由初唐的谨慎状态转而崇尚豪放、宏肆。被晚唐文宗称为“三绝”的李白的诗、裴旻的舞、张旭的狂草,在盛唐出现,并成为此时期艺术风范的最为典型的代表,自然不足为奇。其中张旭的狂草书,尽削媚态,无拘无束地表现自我,自由地抒发书家个人情感,无疑更趋向艺术的本质,更加彰显人格本体意识。这种人格本体意识的深刻觉醒影响到整个书法界,书法理论家们的自觉响应与倡导也就成为必然,张怀瓘就是书法理论家中振臂高呼的一位。三、张怀瓘之草书品评——张氏书论的审美价值观。张怀瓘书论中对草书的热情推崇,对时弊的无情针砭,关于“尊羲”还是“尊献”的思辨以及“惟观神采,不见字形”的辨析,无疑也是建立在盛唐社会风尚的基础之上的,是在张旭草书崛起的巨大影响下对新的审美价值观的界定与倡导。既定的文化模式决定了书法理论审美范畴和语言模式的既成存在,因此有什么样的文化模式就会从中诞生出什么样的书法理论模式,反过来,书法理论模式也必定反映出其所处时代的文化心理和文化特征。四、张怀瓘书论——中晚唐草书兴起的理论之源。张怀瓘书论的出现其实标志着新的审美价值观的确立,而这种新的审美价值观的巨大社会影响力,对于中唐怀素狂草的崛起有着理论启发之功,同时也成为晚唐草书变法的理论支撑。张怀瓘的书学理论在张旭与怀素之间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对草书的审美价值予以肯定,揭示了草书发展传承所必备的人格本体意识及人文素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