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原本紧张的文艺政策转变成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使得文学有了一个短暂的春天，但是当文学界还没来得及感受到春天的暖阳时，寒冬就降临了。于是，文学创作环境陡转直下，文学作品呈现出一种在局促的发展空间内变异并四处突围的状况。 自1957年创刊至1965年休刊的八年间，《诗刊》作家们的情绪和创作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诗歌元素也有着较大幅度的变动，先前的价值认同体系被颠覆。本文借助“位移”这一概念对《诗刊》诗歌的异化发展过程进行分析。“位移”指的是在文化主导力量与外在政治压力双重影响下，诗歌所产生的语言风格和叙述模式的变动和异化。本文从诗歌本质特征、时代白话对其影响和叙述主体等三方面的位移展开分析，力图对那个年代的诗歌总体发展趋势有所了解。 首先，诗歌本质特征整体退化，发生了位移。叙事诗的小说性特征日益减弱，心理描写日益粗砺，趋向于歌功颂德的膨胀式感情抒发，虽然有优秀长篇叙事诗出现，但大部分叙事诗都谄媚于时政。抒情诗的古老“雅颂”传统得到复苏，《诗经》中大雅、小雅的悲壮感、神圣感和集体庄严感在《诗刊》八年的诗歌创作中得到重现。但是，另一方面，抒情诗“吟咏性情”的本质特征逐渐弱化，倾向于时代意识的宣泄，意境无从谈起。民歌来源于生活的创作出发点变为集体的政治想象，原有的在野创作自由状态不能继续，清新朴实的语言特征也保留甚微，夸饰性的表达方式造成想象上的雷同。 其次，人人为诗人的大跃进时代使创作群体得到前所未有的扩张，政治用语和口语被大量运用，形成了诗歌创作上的“新白话风暴”，时代白话改变了诗歌原有的表述方式，毛泽东等领导人和郭沫若等文坛巨匠创作了大量的古典诗词，但这种古典重提现象中却充斥了时代白话精神。朗诵诗在时代白话的熏陶中崛起并走向兴盛，成为供“大众”享用的精神盛宴，而诗歌的艺术性却泯灭殆尽。新中国与之俱来的乡土集体审美意识在时代白话的影响下，分作两翼，一方面乡土情怀与现代化建设进程的不协调在时代白话中被后者整合，另一方面，时代白话催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