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时期是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近代转型的重要时期,在思想文化上,中国社会也在东西方文化的问题上产生了激烈的争辩,这不仅仅是对于建立什么样的文化,怎样建立某种文化的讨论,实质上提出的也是社会、民族、国家变革的性质和方向问题,深刻影响着民族的命运和国家出路的选择。调和论则是在其中相当有影响力的一类文化主张,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则是《东方杂志》的主编杜亚泉,其与陈独秀关于东西方文化差异与优劣的论战引起了思想界的广泛关注与参与,李大钊、梁启超、梁漱溟等也对于论战中的所涉及的问题做出了不少的论述,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五四运动时期激进派与调和派的论战,虽然最终以激进派的胜利而告结,但是双方在论战中均体现出其思想观点所蕴含的历史价值和学理意义,这场论战的深度与影响力远远超过了洋务与守旧、维新与洋务、革命与立宪之争,加深了思想文化上的变革在社会变革中的地位与作用,推动了文化上的启蒙运动。杜亚泉的调和思想在承认东西方文化有性质之异的基础之上,提出以中国的传统固有文化为基础,以稳健的步骤谋求东西方文化的调和与新旧思想的接续,同时期望中国文化能够在世界新文化的创造过程中作出重要的贡献;在对于西学的学习与吸收问题上,杜亚泉以理性的态度实行“有条件的容忍”,反对盲目的全面西化,促进了人们对于文化民族性和世界性统一的思考。杜亚泉所代表的调和思想不是顽固的守旧派,也不是新文化运动的反对者,而是针对全面西化过于激进的主张与言辞,提出相对缓和与理想的建设方案。虽然其在学理价值上有着诸多借鉴之处,但是其也存在着诸多缺陷,如对于西方文化认知不够深入、对中国固有文化缺乏足够地扬弃、对于封建传统惰性认识不足,难以经得起实践的考验,但应本着客观理性的态度评价其得失,既要看到它所蕴含的丰富思想资源,对其加以肯定与吸收,同时也应看到其理论上的缺陷及实践上的不足,切不可盲目拔高。帮助我们客观地认识历史以反思现代,理性地看待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