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试图以话剧“民族形式”问题为中心,以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的话剧“民族形式”讨论为切入点,对讨论本身的背景(原因)、过程、影响、历史意义、现代启示进行全方位的阐述,并对讨论中隐含的更为深刻的问题——现代性与民族性的关系问题——进行深度追问,力图在较高的层次上获得一种较新的认识,同时也尽可能的对话剧“民族形式”这一问题是否解决及如何解决作出我们自己的解读。话剧“民族形式”问题及讨论产生的背景(原因)可谓是多重的,首先是由于近一百年来民族意识与救亡意识日益高涨,其次是全面抗战爆发后话剧的重心发生了转移而且其功能也发生了变化,最后是具有现代意识内涵的民族戏剧主体意识的逐步凸显和渐趋成熟。讨论首先肇始于延安,随后在国统区也引起了热烈的反响。讨论分别对以重庆为中心的国统区和以延安为中心的根据地(解放区)的话剧创作和演出产生了广泛而深入的影响,由于延安主流(权威)文艺观念与国统区讨论中所体现的一些观念有所不同,进而使国统区和根据地(解放区)的话剧实际运作发生了不同程度或不同形式的转换,形成了两种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话剧模式,最终在多种因素的促动下趋于一致。讨论具有转折性意义,然而它并非单纯的逆向转折,而是对“五四”现代性方案的一种内在反拨和纠偏,不过也有其消极作用,此外在讨论中还初步显现出较为新型的话剧艺术观念。讨论的现代启示体现在囿于当时的条件,讨论的参加者尚未意识到“五四”现代性与民族性不是一而二而是二而一的关系,是一张纸的两面,是在“缠绕的现代性”范畴内的辩证统一关系,同时工具理性也被强调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因而产生了变异的话剧艺术观念;当然,其它一些因素,也是造成是上述后果的重要原因;这种状况直到新时期才得以根本改变,也正是在新时期的社会、历史及艺术语境中,话剧“民族形式”问题,才得到了较为完满的解决。中国话剧的现代性与民族性问题,始终伴随着20世纪中国话剧的历史——时而西风压倒东风,时而东风压倒西风,不过总体趋势却趋于融合,事实上现代意义的民族性实质上是现代性的总体组成成分之一。总而言之,在当前全球化的语境下,民族性体现为现代性的民族性,而现代性体现为民族性的现代性,因此深深打上民族性烙印的中国话剧只能在此基础上发展、创新,舍此别无它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