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拉·凯瑟和萧红均为二十世纪上半期文学史上不能绕过的重要作家。她们最重要的作品都是描绘某个酷似家乡小城的乡土小说，但是其中对人性和精神的刻画却不拘泥于特定时代或者地点而存在。两人在喧嚣的时代大潮中坚持本真的书写，这种特立独行的态度为她们带来了荣誉，同时也带来了“逃避现实”的责难。本文中将着重从社会和自我认同之间的矛盾冲突角度分析两位作家选取这种看似疏离的写作态度的真实原因。 两位作家在生活中遇到的社会和自我认同之间的冲突也同样反应在她们的作品当中，她们偏爱的题材，疏离主流的写作姿态，甚至她们在文坛上的几次起落，其根本原因无不指向她们终生自我认同问题的方向。两人都在一个时期内凭借书写，得到社会的高度认同，但是当社会要求她们进一步加入洪流，融入其中的时候，她们却选择了抽身退后一步，正是由于她们在写作和生活的相互印证中，发现在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中，所谓成功的社会化会最终导致女性自我的消解，如不保持一定距离，女性自我便消失在男性对女性的界定之中。本文选取了两位作家作品中共同的三个主题进行分析，分别是家园，战争和悲剧爱情的主题，和她们自身的生活经历相印证，再现她们对自我认同的寻找路线。 本文也论及了历年威拉·凯瑟评论中密切关注的男性叙事声音问题，并且将其和萧红的孩童叙事声音相对应，再次印证了社会和女性自我认同的冲突会影响作家叙事的角度和心理，这两种伪装的叙事者其实都是作家真实自我的曲折表现。 对于女性写作中通常出现的社会和自我认同之间的矛盾，女作家们多半靠个人天赋只身奋战。萧红的早夭一定程度上和这种孤独的奋斗有不小的关联。本文试图通过对威拉·凯瑟和萧红的分析，提出女性写作在叙述声音上应该建立一种集体性叙事声音，这样的声音也许能够帮助更多的女性作家和读者共享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法，在面对社会和自我认同冲突的时候以最小的代价走出困境，让作品和生活中减少一些悲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