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作家杜拉斯出生在印度支那并在那里度过了悠悠十八载。这段异国岁月为杜拉斯今后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灵感和素材,并在其作品中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在《抵挡太平洋的堤坝》、《情人》以及《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这三部同属堤坝系列的作品中,围绕着这段充满激情,矛盾乃至耻辱的传奇人生,在虚构和回忆的重重迷雾中,杜拉斯向读者讲述了风格迥异,但内容颇为神似的故事:一个贫困的白人少女遇见自己第一个追求者的故事。在所有循环出现的人物中,情人的形象,即《抵》中的诺先生,《情》中堤岸的中国人,《北》中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无疑是最具有戏剧性的。情人形象的研究是本文的出发点。通过外貌、性格、社会地位以及修辞学角度的基础分析,情人之间的共性促使我们去杜拉斯的生平中寻找他们的原型。2006年,《战争笔记及其他》的发表为连结虚构人物与历史人物提供了线索。自传和虚构因素是本文研究的重点。因此,我们以情人和Léo的比照作为切入点,以《虚构的公约》和《自传的公约》为理论依据,来划分这三部作品具有争议性的文学属性。杜拉斯本人关于这三部作品越来越接近真实的“供词”和情人形象不断地美化最终走上神坛,两者之间的悖论,引导我们试图借助弗洛伊德心理学原理去探寻杜拉斯的自我治疗过程。此外,情人和小姑娘形象的对比,引发我们对杜拉斯女性主义文本写作的思考。尽管杜拉斯本人拒绝承认,我们还是从中找到女性写作的显著特征。值得一提的还有,从白人到黄种人,情人种族的最终还原问题。与传统法国文学中脸谱化的亚洲人形象比照,杜拉斯笔下的中国人形象(他者)似乎更易引起我们情感上的共鸣。在情人身上,甚至体现出了儒家文化的一些典型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