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政治哲学开始在西方复兴,并逐渐成为哲学研究的热门领域。进入二十一世纪,政治哲学的研究热潮开始传入中国。甘阳与刘小枫《政治哲学的兴起》一文认为,中国政治哲学要想取得更大的发展,就必须重新深入研究中国古代的古典文明传统,特别是传统儒家的古典政治哲学传统。由于政治哲学一般是对人类政治生活的基本问题进行探讨,所以就其实际意义而言,其自身便具有超越具体时代的特质。尽管王夫之所处的时代与今天已全然不同,但是在他的政治思想中一定存在着一些具有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的问题值得我们去研究,理性地认识其中有价值的内容,并用现代语言做出阐释,有利于今天的政治建设从传统中吸取经验。王夫之的学术思想极为庞杂广博,政治观与纲常伦理思想紧密相连,哲学本体论中包含着伦理、政治的思想,经济思想又常常从伦理、政治角度而提出。鉴于以上学术特点,本文选择采用中国传统的文史哲经综合研究的方法,从多角度、多侧面将思维集中于政治哲学这一结点上,去进行深入的研究。通过政治哲学的分析路径,注意区分王夫之对政治实然的批判与对政治应然的建构,将其政治思想中富有哲学性的理论创见系统性地呈现出来。主要内容有如下几个方面:一、对王夫之的生平及其政治哲学思想产生的理论资源做了系统的梳理和分析。受其父影响,王夫之一生精研春秋学说,华夷之辨是王夫之思想重要的一面。与农民军的接触使王夫之对农民这一社会阶层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这是他民本思想的现实因素。政治危机与民族危亡使王夫之认识到当时的专制制度中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在重新审视这一政治制度的过程中,提出了对专制制度的严厉批判。思想渊源主要接续先秦儒家思想、张载气学思想,同时受到道家哲学、佛教哲学的影响。在继承前儒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独具特色的政治见解。二、考察了王夫之政治哲学思想的哲学本体论和人性论基础。王夫之继承张载气学思想,以“气”为本,主张“絪緼化生”的实有论。他认为“太和”这种阴阳二气的存在状态,也就是“气”作为万物的本体,内涵阳健阴顺的性质,这种健顺之性是世间一切认识与规律产生作用或效果的依据。反映在政治哲学上,就是天人合一,是立天德而达王道。在人性论方面,他认为性来源于道,强调修己以与天德相配合,天德王道与内圣外王相一致。在认识论的层面,王夫之主张“道随器变”,“道因时而万殊”,由“器”到“道”,再由“道”到“德”,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不断深化指导着人类的德性实践,他强调要“尽器”和“入德”,注重“道”与“德”的统一。三、对王夫之政治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做了较为系统的分析与发掘。王夫之反对传统正统论,认为只有符合“公天下”原则的政权才可以算作正统。道统可以独立于治统而存在,主张“治统”应该与“儒者之统”合一。在集权与分权的问题上,反对中央高度集权,主张分权于宰相,另外主张在中央集权下实行地方分权,只有这样才能够防止统治者“私天下”,也才能够使国家得到有效的治理。在政治治理手段的问题上,王夫之主张“人治”与“法治”并用,“人治”为主,“法治”为辅,德教为主,刑罚为辅。四、对王夫之理想中的政治关系做了总结和分析。本章主要有分三点来讨论。君臣关系方面,认为君主应该“任官以诚”,大臣应该“从道不从君”,君民关系方面,主张以民为本,并从天的高度对“以民为本”进行诠释,认为“天显于民”,民是天的具象,天是民的抽象。重民从本源上来讲其实就是重天,重天从具体操作来讲就是重民。最后,在民族关系上,认为论民族关系应以“仁义为纲”,重视“夷夏之大防”,并提出“三义说”,认为“有一人之正义”、“有一时之正义”、“有天下之通义”,“天下今之通义”是“义”的最高原则,认为应维护华夏之正统。五、分析王夫之政治哲学思想的历史地位与当代评价。王夫之鲜明的民族主义爱国思想,无论对清末维新派还是革命派来说,都是宝贵的理论支撑。在中华民国建立之后,王夫之的民族主义思想又成为中华民族反对外敌的思想武器。王夫之的政治哲学思想代表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思想的最高峰,同时也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对此应有公允地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