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过程中,李长之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其批评集中体现出浪漫主义与中国文学、文化碰撞时所产生的火花。李长之自身带有的中国传统和文化期望,促进了对浪漫主义理念中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似成分(如“情感”)的吸收,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对涉及浪漫主义神学基础的核心理念(如“无限”)的排拒,因此,在西方思想背景中产生的浪漫主义,在李长之这里产生了个性化变形,也折射出浪漫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李长之对浪漫主义的理解主要体现于其文学批评和文化理念中,大致可分为两大阶段。1938年以前,李长之侧重于以浪漫主义理念介入文学艺术层面的批评,企图在中国文学的再阐释中发掘出“诗性”元素,尤其是李长之的鲁迅研究、《红楼梦》研究等成果,在鲁迅研究史和红学史中具有重要开创性地位,彰显出为传统的批评视角所遮蔽的独特的艺术价值。受民族危机加深而兴起的以中国文化为本位的民族文化运动潮流影响,李长之在1938年以后逐渐将浪漫主义与国家、民族、现实等话语紧紧结合在一起。李长之希望在浪漫主义的文化视野中对自身的文化传统进行再认识,发现中国文化的“内生之光”,以实现长久的文艺复兴运动。近年来包括顾毓绣、叶维廉、余英时等学者的一系列“文艺复兴”规划,也大体不出此思路。然而,李长之所致力于再生的中国传统文化,与其说是中国文化固有的,不如说是他所认为或期待中国应该拥有的浪漫主义文化。所以,李长之的“中国的文艺复兴”,又不妨称为“浪漫主义的文艺复兴”。这样的文化建设之路,在重新发现中国传统文化之现代价值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会掩盖或歪曲一些中国文化传统本来的面目。这种尝试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真正意义值得谨慎思考。浪漫主义不仅是发生在文学领域的一种创作理论,更是一股影响艺术、社会、生活等诸多方面的思想潮流。从李长之这一典型个案研究,我们可以窥见到浪漫主义在中国“本土化”的过程中产生出的独特文学和文化现象。浪漫主义并未为后来现实主义的创作潮流所替代,而是潜藏于中国文学脉络中,表现为不同的文学和文化现象。其中的一大突出特征是,浪漫主义进入中国以后,存在着很快与政治、革命、国家、民族等话语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倾向,后来逐渐发展为集体浪漫主义。浪漫主义在中国未能像西方浪漫主义所追求的那样,为人类提供一条灵魂向上的通道,反而迅速与革命、国家、民族等现实因素相结合,这一现象为中国文学和文化带来的影响及其局限性是颇为值得深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