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城市中的文本”为出发点,选取深圳作为研究中国当代城市与诗歌关系的代表。通过对1986到2016年30年间的“深圳诗歌”这一特定时期特定文化场域的文学存在进行考察,分析活跃在深圳的诗人的处境和经验对其创作的影响。并通过对不同主体在深圳文化生态中扮演的不同角色的分析,分析城市在中国当代诗歌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探索城市化进程如何影响当代中国城市诗歌文本的生成、传播和接受。最终将历史性的论述和空间维度的分析放回到深圳诗人创作的具体诗歌文本中,探讨以“深圳诗人”为代表的城市诗人的空间经验、身份建构和诗学策略,并剥离其中可能出现的结构性矛盾,尝试为之做出一定评价。在对深圳诗歌的历史性回溯中,本文认为,缺乏历史文脉的深圳30年诗歌历程主要围绕对现实生活的再现和对现代主义形式的探索两条线索展开。由于以“打工诗歌”为代表的对现实生活的表述顺应了官方“底层关怀”的要求,以部分民刊为阵地的现代主义形式探索呼应了城市发展“国际化”的需要,二者都在不同层面得到官方支持,并在相互交织的过程中共同建构了一定的城市精神特质。直到进入新世纪后,由于市场经济的渗透和消费主义的兴起,从不同身份中走出的诗人出现汇流的趋向,并和新迁居的外乡诗人共同成为“国际化”城市的文化品牌代言。在将深圳作为文化场域的文学社会学考察中,通过对官方、诗人、读者等不同主体的现实处境、审美情趣、文学品味的分析,本文认为,新世纪以来的城市诗歌因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出现了“景观化”的“繁荣”面貌。无论是官方“文化立市”战略的产业化导向,还是“底层”或“精英”诗人的身份困惑,都源于他们面向的新兴市民阶层读者所代表的“中产阶级”审美趣味。也正是基于此,在消费主义和新的阅读方式的夹击下,深圳的城市特质正朝着同质化的方向褪色。结合上述讨论,在对深圳进行地理维度的空间描摹之后,文本通过对谢湘南、郑小琼和黄灿然等作为深圳“打工诗人”或“流浪诗人”和“侨居诗人”的代表进行的个例分析,探讨了他们的城市经验和审美趋向,以及对于“深圳诗人”身份的认识。本文认为,如城中村这样杂糅的文化空间是诗人城市经验的主要来源,深圳的民间因素曾经一度具有相对明确的审美趋向,但这种趋向已经随着城市物质的堆积渐趋模糊。基于前文所述的社会背景,高楼大厦的拔地而起难以能够佐证新的城市文化轴心的诞生,反而挤压了杂糅的文化空间。诗人们要么在流浪中选择撤出,要么选择在城市中建立“精神原乡”。城市的文化品格在“多元”的倡导下却随着千城一面的同质化逐渐走向一元,诗人只能从原始的乡土中找寻“地方性”资源维持创作。这是深圳同时也是当代中国许多城市的诗人所面临的共同问题。本文在最后的结语部分探讨了什么是作为历史概念的“城市诗歌”的传统“范式”,并结合“现代主义”的历史进程对诗歌与现实的矛盾关系进行了探讨。本文认为,“城市诗歌”的意义是藏于颓废的形式之下的对人类命运和审美理想的深切观照。这种“终极关怀”因部分呈现“现代主义”倾向的主张具有的乖张和时髦的外壳而常被忽视。另一方面,诗人也常常陷入这样的矛盾中:他们在反抗的姿态下获取象征资本,又某些层面和自身所反抗的对象达成“合谋”。在此基础上,官方基于某种共同体想象制订了相对宽泛的文化政策,虽然在无形中抽离了文本蕴含的价值,却也为城市诗歌的多样性留下了生存空间。然而随着相对应的文化逻辑面临重新洗牌的可能,这种多样性的愿望同样面临着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