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诗歌历来被认为是中国古典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在当前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背景下，杜甫诗歌的英译显得极其重要。尽管杜甫诗歌相当难译，古今中外仍有不少译者迎难而上，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其中，翟理斯，王红公，宇文所安三人的贡献尤为突出。相比于三人的英译对杜诗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及接受的重大贡献，国内学者对其进行的专门研究略显单薄。本文首次尝试对三人分别收录在《古文选珍·诗歌卷》（1923）、《中国诗百首》（1956）和《中国文学选集：从先秦到1911》（1996）中的英译杜诗进行细致的对比分析，总结出各自英译杜诗的翻译特点。分析发现：三者的不同主要体现在诗歌题材或主题的选择和翻译过程中对诗意、诗体与诗韵以及文化意象的处理等方面。总体来看，翟理斯的译文投射出一个生活化田园化的闲适杜甫，王红公呈现了一个在孤独静谧中冥想的隐士，宇文所安则通过译文描绘了一个忧国忧民却又常自叹怀才不遇的儒士形象。不难发现，三位译者的译文都是对原文不同程度的改写，呈现给英语读者三种偏离中国传统认识的杜甫形象。文化学派翻译研究家勒菲弗尔主张将翻译活动置于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加以观察研究，提出翻译是一种改写形式，是最有影响力的潜在力量，能够将某一作者或作品的形象投射到新的文化场景。同时，勒菲弗尔认为通过翻译投射的文学作品的形象受到译者所处的社会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的操控。受其启发，本文拟对三位译者所处时代的社会文化背景信息加以梳理并借用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的分析框架，从意识形态，诗学等角度分析译文之所以如此的成因。研究发现，制约译文生成的主要因素为特定社会历史背景下的意识形态和主流诗学。具体而言，意识形态和诗学中的功能要素主要影响译者对诗歌主题的选择和诗意的翻译，诗学的文学要素则决定译文文学形式的具体呈现。另外，译者的文化身份、文学造诣以及审美偏好对其自身的翻译活动也有一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