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7年中国明确提出“走出去”战略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与增速逐年上升。即使是在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过程中,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仍然逆势上扬,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下降形成鲜明对比,业已成为2010年至2012年全球第二大最具潜力的对外投资国①。中国作为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正在经历着一个更加全面地融入世界经济的过程②,作为开放经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外直接投资已经成为我们必须要考虑的问题。本文将主要关注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与资本输出国间的互动研究。企业跨境成长涉及三个参与方：微观企业、东道国与母国,目前关于对外直接投资与前两个参与方间的研究已经有很多,但是关于对于对外直接投资与资本输出国间关系的研究则较少。这样的理论体系既不全面,也缺乏说服力,造成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十分紧张,因而有必要进一步完善这方面的研究。本研究将致力于考察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之间的互相作用。一方面探讨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受到其母国什么样的影响?这一母国影响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呈现什么样的特征?另一方面,我们将观察对外直接投资会对母国产生什么样反馈作用?具体来讲我们将选择对外直接投资对于其母国就业水平的影响。在此研究目的指引下,本文主要内容可大体分作3个部分：制度安排在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框架中的作用探讨、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主体特征成因分析以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就业水平的影响探讨。全文共分9章。遵从研究思路体现了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思路,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现状入手,我们提出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体的显著结构特征：一大二多三少,即中央企业规模大,国有企业多,沿海地区企业多,中小企业少,民营企业少,中西部企业少的特征。在此基础上我们提出了自己的研究目标：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依据进行研究；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存在上述结构问题的成因进行分析；对“一大二多三少”结构性问题突出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下的母国国内就业效应进行了检验。第1章为绪论。主要了介绍本研究的目的、研究意义、研究方法以及研究路线图等内容。第2章提出了本文要解决的问题。首先我们对中国对外直接资现状进行分析,进而在分析特征的基础上提出本文要分析的问题：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结构特征突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特征为“一大二多三少”的主体结构性特征,其中,一大即“走出去”的中央企业规模很大；二多即国有企业多、沿海地区企业多；三少,则是中小企业少、民营企业少、中西部企业少。在此基础上我们提出了本文要解决的问题：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理论基础是什么?这一理论基础下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大的区域差异与主体差异?中国企业“走出去”对于母国就业会有什么影响?第3章在对既有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进行详尽评述后,我们提出了本文的研究视角——制度影响。这一章在对现存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进行梳理后,考察了各个理论对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适用性,进而,本文提出对于目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应当从制度影响入手进行探讨。这一章的主要结论包括：首先,企业的国际化扩张对于企业整个寿命周期都十分重要,企业的扩张取决于企业有效边界、运营成本以及企业能力。其次,现存对外直接投资以垄断优势的跨境复制与发挥为核心,对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比较有效的解释力,但是对于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则欠缺解释力。再次,现存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具有一定解释力,但并不能完善解释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呈现“一大二多三少”特征的原因。第四,我们认为现存的理论显然忽略了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制度特征,忽略了制度对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本文将把制度作为一个重要变量加入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研究中去。第4章,我们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对制度影响下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进行了分析。首先,我们认为资源基础理论为发展中国家适时实施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可能。企业可以通过到境外投资获取企业发展所需的战略性资源,进而构建企业跨境发展的竞争优势。其次,我们讨论了中国宏、微观制度安排对于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的修正。这一修正过程表明中国宏、微观制度因素全面影响了企业的跨国经营所应具备的各项优势。再次,我们运用企业层面数据对制度在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定中的作用进行了实证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在区别性对待政策的影响下,母公司制度特征、母公司企业规模、母公司企业资源状况、企业以及中国制度环境的年度特征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呈显著正相关。第5章我们首先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制度体系构成与变迁进行了分析,其次对中国企业国际化模式演化进行了探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管理体系分析部分我们提出制度是一切事物发展的逻辑起点,这一逻辑起点会伴随实践的发展发生相应演化。在此基础上我们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体系的发展演变脉络进行了梳理,我们认为这一制度体系的演化是一个由从严审批到放松审核,再到适度鼓励的过程。同时,随着政府对于对外直接投资的态度缓和,各项审批制度、监管制度以及服务制度也在逐渐健全。我们的结论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制度供给是一个渐进的帕累托改进过程,这一过程是从非正式制度到正式制度的变化,是一个从局部到整体的制度变迁过程。企业国际化模式变迁部分我们运用演化经济学模型展示了随着宏观制度安排的变化,我国企业的国际化模式是如何演变的。在我国政府对外直接投资制度体系发生变化的前提下,我们运用种群演化法分析了企业国际化路径演化过程,即从通过贸易出口实现国际化向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实现国际化的演变。我们的结论是：企业将沿着从贸易向跨境投资的方向发展,这一过程与Melitz的新新贸易理论中关于企业国际化发展历程具有相通之处。第6章我们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结构特征与区域差异特征成因进行了分析。我们的结论是：针对民营企业、中小企业的区别性政策与事实存在的市场分割是造成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前述特征的原因之一。首先,我们对中国企业的现状进行了描述。其间我们发现中国国有企业低效率,民营企业规模小,东部地区企业竞争力较强,中西部地区企业实力较弱的显著结构性差异。其次,我们分析了造成前述特征的两个原因：民营企业受到的区别性对待与我国事实上存在的市场分割。再次,我们具体分析了民营企业受到的区别性对待和出现市场分割的成因,我们的结论是中国特殊的转型期经济体制与市场结构中的客观不足造成了这些现象的出现’。最后我们分析了区别性企业政策和市场分割对我国民营企业以及中小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带来的影响。第7章我们对中国政府主导型对外直接投资的情况进行了探讨。为解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所属大型企业占主导地位的原因,我们采用了一个政府主导型对外直接投资模型来描摹政府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的主导性作用。首先,我们指出我国政府主导型对外直接投资是造成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呈现国有企业多,民营企业与中小企业少的原因之一。通过运用一个关于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信息不对称的戴蒙德模型,我们分析了面对对外直接投资机遇,不同企业选择参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决策依据。在对外直接投资资金来源仍然是一种稀缺资源的情况下,基于自身成本收益分析,不同企业的决策最终决定于政府资源配置,这对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产生了显著的挤出效应。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融资实践中,为减小信息不对称带来的负面作用,政府通过政府主导的措施推动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但是由于国有企业实际上存在的所有制背景,政府的资本市场助推政策很难对中小企业与民营企业产生激励相容,因而,中小企业与民营企业没有实力参与到对外直接投资中去。政府不得不采用既作裁判员又作运动员的方式参与到对外直接投资中去,最终市场上代表政府参与对外直接投资的自然就表现为国有企业为主,尤其是中央所属大型企业为主。这就解释了在对外直接投资中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所属大型企业有实力参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原因。至此,我们就从一个方面较完善地解释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实践中出现中央企业大,国营企业多,民营企业与中小企业少等特征的原因。第7章末尾我们得出本章的另外一个结论：中国政府主导型对外直接投资是一种阶段性制度安排。这种政府主导型对外直接投资形式最终将不可避免地回归市场配置资源的形式。从第5章制度演变分析可以看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制度变迁与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密切相关,由于微观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制度变迁中能动性不高,所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制度变迁过程实际上是政府主导型对外直接投资制度的形成过程,其变迁模式是一种典型的“自上而下”模式。长期看来,这种模式并非最优制度安排,建立企业主导的对外直接投资制度仍将是未来一项重大任务。第8章我们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就业效应进行了深入、全面的检验。我们分别使用了时间序列数据和面板数据进行了关于全国整体、三大行业以及全国分区域对外直接投资母国就业绩效的检验。首先,我们对1981年至2009年间全国范围内对外直接投资与就业的时间序列数据间的关系进行了检验。检验结果证明,从全国范围的宏观数据方面看,对外直接投资与就业间呈正相关。其次,我们对1981年至2009年间三大行业就业情况与对外直接投资间的关系进行了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与二三行业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而与第一产业就业相关关系不显著。最后我们对2003至2009年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了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在上述数据覆盖的数年间,我国各省对外直接投资与就业之间存在微弱的负向关系,其可能的解释是检验时间区域内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就业替代效应比较明显。但是,需要说明的是,全国1981年至2009年间时间序列数据的正向检验结论与2003年至2009年间面板数据的负向检验结果并不矛盾。原因在于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就业引致效应是间接的,具有一定的时滞,需要经过一定时间才能显现出来。第9章为全文对策建议部分。我们的基本结论是中国增长与转型的双重考虑决定了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特征。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30年的发展历程来看,在具有双缺口理论的前提下,背负着经济增长与发展转型的双重目标,中国经济长期采用了以出口导向型为特征的对外贸易政策,所有经济政策都是在这一政策的前提下制定和执行的,当然,作为制度的一部分,这些政策的制定机构和执行机构也都是这一政策下的产物。进而我们认为,对外直接投资政策的制定是从属于出口导向型外经贸政策的,出口导向型外贸政策又是源于增长与转型的双重考虑。这一双重考虑直接带来了对私营企业的区别政策待遇与全国各区域出现的区域市场分割。因而在此状况下,监管当局效仿东亚国家经济起飞时的类似情况,采取了政府主导型对外直接投资。但是这一形式在推动企业“走出去”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的国有企业所占比重,出现了国有企业与中央大型企业占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很大比重的现象。我们建议从以下几方面来完善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政府主导型模式：首先是改善对外直接投资制度环境。其次是进一步优化中小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发展环境。再次是适时解决市场分割问题。最后是加强对对外直接投资母国就业效应的关注。这些努力措施的着力点在于如何通过制度安排的优化实现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结构的调整,进而实现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又好又快地发展,这将是今后关乎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质量的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