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WTO后,中国开始融入到全球经济的大潮之中,对外直接投资经过十几年的发展表现瞩目。根据商务部等发布的《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从2003年的27亿美元迅速增长到了 2014年的1231亿美元,年均增速达41.3%。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分别占全球的9.1%和3.4%,位居全球第三位和第八位,投资遍布全球的188个国家和地区,投资行业覆盖了国民经济的所有行业类别。到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首超日本位居全球第二,实现连续十三年快速增长,并首次成为资本净输出国。中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对外直接投资大国,对外直接投资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中国对发达国家的逆向投资起步较晚,但是发展迅速。2003年中国的逆向投资存量仅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4.5%,但从2008年以后开始出现爆发式增长,从2008年的5.6%增长到2014年的15.3%,而且预计未来还会有更大的增长空间。一般说来,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可以获得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溢出效应,可以提高中国制造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在中国经济谋求结构性变革的十三五期间,战略意义十分重要。然而,即使是在逆向投资存量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总额最高的2014年,其占比也不到1/5,明显与中国作为世界第三大对外直接投资国的地位不符。而且,由于缺乏所有权优势,对发达国家的逆向投资也更容易失败。据商务部提供的数据显示,中国目前海外并购的企业只有1/3处于盈利和持平状态,也就是说,2/3的境外投资失败或亏损。投资的失败给我国走出去的企业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在一定程度上也打击了企业走出去的积极性。在上述背景下,本文以进入壁垒和投资风险为视角,以发达国家为对象,实证研究了进入壁垒与投资风险对中国企业逆向投资的影响。首先,本文阐述了目前中国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的现状;然后从理论上对中国逆向投资的进入壁垒和投资风险的影响机制进行了分析;接下来采用定量的分析方法,对中国逆向投资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以明确各个因素的影响效果;最后,本文根据实证结果,从降低进入壁垒、分散投资风险以及加快与发达国家建立双边投资协议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意见和建议,以期能提高中国企业日后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的效率和效益。通过计量实证,本文发现:从进入壁垒来看,东道国和母国的技术距离对中国的逆向投资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文化距离对中国的逆向投资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制度距离对中国逆向投资没有影响;从投资风险来看,东道国的政治风险会显著抑制来自中国的直接投资,而国家经济风险对中国的逆向投资没有影响。此外,东道国的经济规模和人民币的升值对中国的逆向投资也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研究主体上主要探究中国对发达国家的逆向投资而非传统的顺向投资;研究内容上将障碍因素细分为进入壁垒和投资风险并同时纳入到投资障碍的考量中;研究方法上进行了分区域和分时间的更深层次的探索。不足在于:本文由于涉及的影响因素众多,在尽力使文章更加全面的基础上,难免造成对细节的掌握不足;另外由于本人能力有限,对论文的分析难免不够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