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颁布实施的《民法总则》首次在我国民法中设立了捐助法人制度,将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以及宗教活动场所等以财产为基础成立的法人统一纳入捐助法人的范畴进行特殊规制,成为我国民法典编撰进程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创新。长期以来,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宗教活动场所等特殊类型的法人在我国的法人分类体系中一直存在着定性困难的问题,导致实践中捐助法人面临着主体资格模糊、业务范围不明确的尴尬境地,且由于立法对捐助法人的设立和运行缺乏有效的规范和指引,捐助法人长期存在着运行效率低下、内部治理混乱、外部监管疲软等诸多发展障碍,一直处于舆论漩涡的中央地带,面临着严重的治理困境和信任危机。同时,以基金会代表的捐助法人数量不断增多且在我国的慈善事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特别在此次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战斗中,众多捐助法人利用自身信息和资源优势在筹集善款、募集物资方面为疫情防控提供了重要的支持和保障,因此对捐助法人治理问题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民法总则》的制定过程中,我国学者结合大陆法系中的财团法人制度与我国的相关立法实践创设了捐助法人制度,将基金会等具有财团性质的法人与社会团体法人进行分别立法,以发挥财团法人制度在保障捐助人意志实现和促进公益事业方面的重要制度价值和功能。但无论在理论界还是实务界,捐助法人都是一个比较陌生的概念,捐助法人制度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与现行法如何衔接的问题,即现有的捐助法人需要对自身进行重新定位,相关法律、法规也要进行相应的调整以确保立法之间的统一和协调,才能为捐助法人治理提供相应的制度规范和指引。因此,本文结合捐助法人在治理中面临的制度障碍,针对捐助法人概念、业务活动的规范、理事会的性质、监事会会功能以及监管模式的转变五个方面中存在若干问题,借鉴大陆法系的财团法人制度以及英美法系中的基金会治理经验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构建起以法人自治为核心的,外部监管制度服务于内部治理的、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捐助法人治理框架,并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协调各方的权利义务实现捐助法人在自治和他治之间的平衡,保证捐助法人经营运作的合法性和适当性,从而发挥其在我国公益捐赠事业中的重要制度价值,促进社会公益目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