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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etcher于1999年提出理想伴侣标准,后有一系列研究探讨亲密关系中理想伴侣标准功能及影响。在伴侣理想—感知一致性较低时,个体会采取不同认知策略,如对伴侣进行积极夸大或是降低个体的理想标准。Overall(2006)认为重要的是对伴侣采取调控行为,改变其缺点以增加一致性。然而他的研究发现,伴侣调控对个体及关系满意度有消极影响,产生消极影响的原因可能是个体对伴侣缺乏“接受”。本研究首先考察Overall的伴侣调控研究在中国文化背景下能否得到验证,继而考察在伴侣理想—感知一致性较低时伴侣接受的作用。本研究共分两部分,研究1分别考察了伴侣调控的角色效应和伴侣效应,研究2着重考察了伴侣接受对个体及关系满意度的影响,包括伴侣接受的伴侣效应,对个体自我理想标准感知、推论的理想—感知一致性(inferred IPC)及自我调控的影响;感知到的伴侣接受对个体自我评价和关系满意度的影响。采用问卷调查法,选取重庆、山东、河南、安徽、云南等地伴侣共446对,分别考察伴侣调控和伴侣接受对个体自我评价及关系满意度的影响,结果如下:(1)伴侣调控和伴侣接受研究中,伴侣理想—感知一致性(IPC)关系状况差异显著,恋爱伴侣比已婚伴侣评价较高,存在“积极夸大”效应。(2)在温暖—信任维度上,伴侣调控与IPC负相关显著,且调控成功是两者的调节变量。(3)伴侣调控的伴侣效应显著,个体对伴侣调控行为越多,其伴侣的自我理想标准感知、inferred IPC下降,自我调控行为增加。感知到的伴侣调控对个体也有此影响。(4)伴侣调控和感知到的伴侣调控都对关系满意有消极影响,IPC及inferred IPC是两者间中介变量。(5)伴侣接受的伴侣效应显著,个体对伴侣接受行为越多,伴侣的自我理想标准感知、inferredIPC增加,但与自我调控行为路径系数不显著。(6)感知到的伴侣接受越多,个体的自我理想标准感知、inferred IPC增加,温暖—信任维度上的自我调控行为也增加。(7)伴侣接受和感知到的伴侣接受都对关系满意度有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