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进步对人类社会的推动作用是不可抗拒的,随着《中国制造2025》’的问世,科技革命和技术创新与我国经济发展战略转型形成了历史性交汇。我国政府已经越来越意识到,技术创新将对提升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和综合国力起到关键作用,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整体创新研发投资水平,还存在差距。而企业作为市场经济和创新活动的参与主体,其创新研发投资不仅影响其自身的竞争力,还将对我国的技术水平进步及长远的持续性经济发展产生决定性影响。而改善企业创新研发投资的融资环境,从而降低其融资成本,能有效促进企业的创新研发投资。创新研发投资,因其高风险性,将面临较高的外部融资成本,使企业的创新研发投资只能依赖于,甚至受限制于企业的内部融资。同时,对于企业的两种外部融资途径,因债务融资对抵押品的要求和还本付息的压力,使企业可能更倾向于使用外部股权融资对其创新研发投资提供资金支持。而在我国以银行间接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系下,国家建立创业板的初衷,即是为从事高科技行业、拥有高成长性但是经营业绩并不乐观的企业,打开外部股权融资渠道。此外,政府还以补贴的形式,对企业的创新研发投资进行鼓励,但这种补贴在为企业的创新研发投资提供资金支持的同时,对企业自主进行的创新研发投资产生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并且这些影响将通过调节企业不同来源的资金与其创新研发投资间的关系来实现。在以上想法的引导下,本文对相关的文献进行了回顾,发现目前对企业创新研发投资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1)企业创新研发投资与其内外部融资的关系(2)企业创新研发投资与企业资本结构的关系(3)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研发投资的影响(4)企业创新研发投资与其他企业内外部因素的关系。前人基于增量资金的研究,集中于探讨创新研发投资对内部融资的敏感性,以验证其融资约束的存在,而对外部融资的研究较少；而对资本结构的研究则忽略了增量资金的刺激作用,并且不能对内外部融资进行区分。同时,少有文献将政府补贴与企业的内外部融资相联系,探讨政府补贴对企业自主创新研发投资的影响途径；针对创业板企业的研究则更为缺乏。而我国的创业板企业是否存在内部融资的瓶颈限制?其创新研发投资是否受到不同外部融资的不同影响?政府补贴能否刺激创业板企业自主进行的创新研发投资?这些问题都存在研究的意义与必要性。因此,本文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以不同来源的增量融资为研究视角,试图探究创业板企业创新研发投资的融资倾向,并探究政府补贴对创业板企业自主创新研发投资的影响途径。本文介绍了创新研发投资的概念及特点,将经典的投融资关系理论,包括MM定理、信息不对称理论和优序融资理论,与其相联系；并对创业板企业的共性、外部融资现状及问题与其创新研发投资现状进行了分析,发现创业板企业的外部股权融资呈现单次金额较大但频率较低的特点,长期债务融资占比相对较低,且存在债务结构失衡的问题,而其创新形式则集中于探索式创新。本文基于对创新研发投资高风险、正外部性和高调整成本等特点的认识,认为其资金来源主要包括内部融资、外部股权融资、长期债务融资和政府补贴,并按照以下问题的逻辑顺序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1)创业板企业是否依赖其内部融资开展创新研发投资活动；(2)外部融资中,创业板企业是否更倾向于使用外部股权融资来支持其创新研发投资,而不是长期债务融资；(3)政府补贴是否能直接促进创业板企业的创新研发投资,并且会对其他融资方式所得资金的创新研发投资产生调节作用。基于以上研究假设,本文以FHP(1988)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模型为基础构建实证研究模型。FHP(1988)使用托宾Q值将企业的未来投资机会与成长能力进行控制,并以企业内部现金流的回归系数显著性来衡量其对内部融资的依赖及其面临的外部融资约束,而这一模型也被广泛的运用于创新研发投资与融资关系领域,并用于研究不同来源的融资与企业创新研发投资的关系。因此,本文将企业的内部融资、外部股权融资、长期债务融资和政府补贴作为解释变量,考察创业板企业的创新研发投资对不同融资来源资金的依赖；并通过引入政府补贴与其他三种融资乘积交互项的方式,探究政府补贴对其产生的调节作用。接着,本文使用2009年至2014年我国创业板企业的非平衡面板数据,采用Petersen(2009)的双维聚类回归方法进行模型估计,从而对实证结果进行分析；并采用更换变量定义和工具变量回归的方式,对模型的稳健性和政府补贴的内生性进行了检验。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为：(1)创业板企业因其内部融资的不足和外部融资渠道的开放,并不依赖其内部融资进行创新研发投资,而更倾向于外部融资。(2)创业板企业的外部股权融资和长期债务融资均能对企业的创新研发投资产生正向影响,但与本文假设相反,因为长期债务融资存在较高的本利归还义务,创业板企业在获得长期债务融资时更倾向于将其用于高风险的创新研发投资,以期其带来的高收益对高额的未来资金流出进行弥补,但对于外部股权融资则态度更为保守。(3)政府补贴对创业板企业的创新研发投资存在正向影响,并且比企业外部股权融资、长期债务融资的促进作用都更为明显。(4)在政府补贴对企业不同资金用于创新研发投资的影响和调节作用上,政府补贴因为可以使得企业的平均资金成本降低,使创新研发投资变得有利可图,从而当企业的外部股权融资较为充足时,可以“刺激”企业更多的将其外部股权融资所得资金用于创新研发活动；但对企业的长期债务融资投向创新研发活动的调节,却产生“替代”效果。这是因为由于政府补贴的介入,使得企业创新研发投资的成果收益权变得模糊。同时,目前创业板企业的长期债务融资途径受到限制,并且集中于银行的长期贷款。当企业获得更多的政府补贴时,在一定程度上表示其与政府间的良好关系,而当银行体系与政府关系紧密时,企业能获得更多的银行贷款,从而形成重叠,使得企业用政府补贴替代长期债务融资来进行创新研发投资,而此时政府补贴则只起到了资金支持的作用。因此,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本文认为,在积极拓宽成长创新型企业外部融资渠道的同时,应当更充分的考虑政策支持的针对性,采用利益诱导的方式,调动企业自身的积极性,从而在政府作为政策制定者和实施者的带动下,发挥成长创新型企业作为市场和创新活动主体的力量,更加高效的促进我国技术创新的发展进步。本文在以下方面可能存在创新点。第一,目前的文献大多讨论企业的内部融资对企业创新研发投资的影响,但当国家的政策导向致力于解决企业创新研发投资的资金来源问题时,对外部融资在对企业的创新研发投资提供资金支持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特别是针对创业板企业的研究,本文可以从企业的微观角度对这个问题提供一定的补充。第二,现有的文献更多研究资本结构对创新研发投资的影响机制,但多并没有对企业的内部融资和外部融资进行区分,也忽略了资金变动的作用。而本文站在企业内外部融资增量的角度,视角较为新颖。第三,本文将政府补贴作为一种特殊的融资,与企业的其他融资来源相联系,并根据创业板企业的融资现状与问题,试图对政府补贴对其他来源的资金产生的调节作用进行探究,而前人针对创业板企业,对这种调节机制的研究还相对缺乏。本文的研究也存在一定的不足。首先,本文受限于创业板成立的时间长度,样本时间跨度较短,从而在模型中只引入了增量资金的滞后一期作为解释变量,因此对于不同来源的资金,特别是大规模的外部股权融资,对于企业的创新研发投资产生的滞后性影响,和其与创新研发投融资活动之间的动态关系方面,文章模型的研究还不充分。第二,由于政府对企业创新研发投资的补贴方式多种多样,包括项目资金、创新基金、专利奖励、产业基金、产品退税和贷款贴息等方式,而本文意在将政府补贴作为企业创新研发投资特殊的资金来源进行研究,并未对其进行区分,从而对不同类型的政府补贴是否会产生的不同效果,本文的研究还有所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