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探讨清末民初的地方意识与文学的关系。清末民初的地方意识不仅是源自传统的对家乡故土的情感与理性的认同,还发展为一种以地方为媒介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社会思潮。地方意识与文学并非单向的影响与反映的关系,而是处于复杂的互动关系:一方面,清末民初的文学反映了社会各领域的地方意识;另一方面,清末民初的文学不仅仅是被动的反映,在很多情况下主动参与甚至引领了地方意识。本文探讨五个方面的问题,依次如下。第一章《地方政治的想象与反思》,讨论地方政治与新小说的关系。在新小说兴起前后,人们从地方意识尤其是省籍意识出发设计了经由地方建立国家的方案,与之相应,新小说同时开启了国家与地方的想象。以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为起点的新小说,多将“新地方”作为通向未来“新中国”的起点,将地方自治制度作为地方政治的施政方针,并将理想的志士作为实践的主体。但理想的地方想象与国家想象在受到现实政治的冲击后归于沉寂。自清末开始实施的地方自治制度并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反而产生了一系列社会矛盾。清末民初的小说家从理想的歌颂转向现实的反思,以绅权的膨胀与异化为中心,批判地方自治在选举与推行各环节的弊端。总之,清末民初小说对地方政治的想象或反思,均是对政治亦步亦趋地模仿或再现,对政治功用性的过度追求势必损害或限制文学独立性的品格。第二章《“国语”建构中的方言和方言文学》,聚焦国语建构中的方言与方言文学。人们在追求民族国家过程中开始注意到“国语”的重要性,超越地方性的国语成为各种语言文字变革的核心主题,于是官话与官话书写成为理想的选择。但官话并未成为法定国语,也未普及到全国各地。各地为启蒙地方而采取了自下而上追求国语的策略,即先在地方推行方音切音字与方言白话文,而后完成统一国语的目标,力图在地方性与全国性之间达成平衡。清末民初的文学亦注意到文学语言中方言与官话的纠葛,一方面为启蒙地方,发掘传统的自发性方言文学,将之作为启蒙的工具,另一方面追求语言统一,推尊官话的权威,将方言文学自觉边缘化。第三章《地方历史的发掘与书写》,考察的是地方历史文化的整理与文学的关系。清末新知识界在民族主义的推动下,重构以民族为核心的历史文化,与之相应,人们从地方意识出发,重返地方的历史文化,梳理地方历史文化与中国或汉族的关联性,借以确立当下的地方在国家中的重要位置。在重返地方历史的过程中,清末民初的文人亦立足于地方揭示与书写被遮蔽的地方史,通过地方野史与地方人物来建构理想的国史与国民,这一工作主要包括整理并出版各地的乡邦文献、编著地方野史、撰写乡贤传记等。在乡邦文献的整理与利用上,人们热衷于发掘向来作为禁忌的明末清初文献,一方面作为反满的“恶声”直接服务于政治,一方面成为新的野史创作的文献来源。在地方人物的追忆上,人们借助传记文学发掘地方上与民族国家有关的英雄,包括反抗外族的英雄与投身现代化事业的英雄,并将个人在地方与国家等群体性价值网络中加以定位,以建构理想的乡民乃至国民形象。第四章《地方歌谣的发掘与仿作》,注目的是地方民间文化的利用与文学的关系。人们除了发掘和利用地方的精英文化,还将眼光向下投向民间文化中的歌谣。各地流行的歌谣在启蒙框架下被大量发掘,并被广泛的仿作。直至“五四”歌谣运动兴起前,人们多是将歌谣作为启蒙民众的工具,对歌谣本身的价值却很少肯定。这一时期的歌谣仿作,只是模仿歌谣的形式,即句式、曲调方面,并将其原有的地方性内容置换为普遍性的启蒙常识,目的正是通过地方的民众启蒙活动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第五章《“五四”新文学的地方发现》,从比较的角度入手,考察新文学中艺术的地方主义的趋向。艺术的地方主义,促使新文学家关注地方,关注地方方言、文人传统、民间文化等地方性元素,并将之作为建构新文学民族性、个性的凭藉。。首先,以周作人为个案考察其对地方文人传统的再发掘,乡邦文献成为其文学创造和理论建构的重要资源。一方面,乡邦文献对地方风土的书写为其散文创作提供了广泛的借鉴与丰富的材料;另一方面,乡贤与乡贤文学为其独特的文学史建构提供了关键的坐标与有力的例证。其次,考察新文学对地方歌谣的发现与利用,人们在文艺与民俗两方面肯定歌谣固有的价值,并各自以家乡为中心采集歌谣,并将新诗歌谣化作为努力的一个方向。但新诗人不过偶一为之,新诗歌谣化止于提倡的层面,歌谣的方言和声调未成为新诗语言与音乐的基础。再次,考察新文学对方言的接纳与利用,从建构国语出发,新文学家坚持通过文学创造国语的途径,将方言作为国语的一分子,将方言文学作为国语文学的补充。但是出于多种原因,方言文学止于理论倡导却很少付诸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