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是经济学永恒的主题,持续的经济增长是每个国家追求的目标。2008年美国的金融危机爆发后,为了应对金融危机,一些专家指出美国需要提高储蓄率,降低消费；而我国需要扩大消费,降低储蓄率。为什么会提出如此截然相反的对策?本文试图寻找这个问题的理论基础。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理论正是从储蓄与投资的关系出发,提出了实现经济均衡增长的条件。早在哈罗德和多马之前,古典经济学家就研究了消费、储蓄和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亚当·斯密非常强调资本积累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同时,他也就非常重视对资本积累的动因的研究,也就是储蓄量的决定问题；在“马尔萨斯陷阱”这种均衡下,人均储蓄为零,经济增长停滞；李嘉图认为由于存在报酬递减规律,利润会下降,从而抑制资本的积累,同时也就抑制了经济的增长；马歇尔在其著作中提到了资本—产出比的涵义,并且指出,随着知识和技术的进步,资本产出比是下降的,同时马歇尔还提到了资本积累的来源与资本积累的作用。哈罗德和多马正是在这些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所考察的问题是：一个国家长期内的生产,如果按照一个固定不变的增长率,年复一年地均衡增长所需要具备的条件。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化的开端,从此,经济增长理论走上了用数理工具进行分析研究的道路。新古典增长模型最初是由美国经济学家索洛、斯旺等人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批评和修正哈罗德—多马模型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由于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中固定比例的生产函数的假定,使得模型具有不稳定性。为了消除这种不稳定性,索洛将资本—产出比内生化,得出了经济稳定增长的条件。索洛—斯旺模型成了以后半个世纪几乎所有的经济增长理论模型研究出发的基准。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虽然具有不稳定性,但它包含的劳动、资本投入、储蓄、人口、技术等因素是—切经济增长理论模型的基本出发点。它在经济增长理论中处于重要的地位,虽然该模型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增长问题,但是它对于我国的经济增长同样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他强调的资本积累的重要性、对于政府干预的作用以及储蓄与投资的关系等等,都值得我们去认真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