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决策处于企业财务管理的核心部分,它直接影响和决定着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近几年来,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的投资逐年递增,而投资效率却逐年下降,公司非效率投资现象越来越严重,这不仅损害了公司价值还阻碍了企业的长期发展。由于股东和管理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现象,处于信息优势方的管理者比处于劣势方的股东更易掌控公司的有关投资信息,因此,导致管理者为了获得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损害股东利益。而委托代理问题使得企业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存在利益冲突,高管人员的一些投资决策的出发点并不是增加企业的市场价值、最大化股东利益,而是从自身角度出发,通过进行非效率投资获得隐形收入和福利,增加自身拥有的资源和财富,因此,高管人员的投资行为和企业的成长机会并没有紧密的相关性。有效的高管激励机制可以缓解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引发的代理问题,也可以激励高管人员追求公司利润最大化。另外,本文在研究高管激励对投资效率影响时,将产权性质加入了实证研究行列。按实际控制人的不同,本文将我国上市公司分为国有控股企业和私有控股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分进一步为中央控股企业和地方政府控股企业,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非效率投资的严重程度不同,因此,本文研究的重点是,不同产权性质下的上市公司,如何设计良好的激励契约缓解代理问题和抑制企业的非效率投资行为?本文系统梳理了国内外有关货币薪酬激励、股权激励和期权激励与投资效率相关性的文献,对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高管激励契约和投资效率的现状做了简要分析。结合信息不对称理论和委托代理论进行相关理论分析,并提出相关研究假设。本文的实证研究主要解决以下问题:(1)高管激励对我国上市公司投资效率的影响;(2)产权性质和高管激励对投资效率的影响;(3)不同产权性质下高管激励对投资效率的影响。本文采用2008年-2013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存在非效率投资现象,且过度投资现象比投资不足现象严重。高管货币薪酬激励、股权激励和期权激励都可抑制上市公司的非效率投资货。货币薪酬激励与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呈显著负相关,这说明货币薪酬激励即可抑制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也可缓解公司的投资不足现象;高管股权激励与过度投资显著负相关;与投资不足负相关性,但不显著;期权激励与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呈负相关,但不显著。从产权性质来看,国有控股企业比私有控股企业更能抑制企业的非效率投资,中央控股企业比地方政府控股企业更能抑制企业的非效率投资。国有企业的高管货币薪酬激励比私有企业更能抑制非效率投资;中央控股企业和私有控股企业的股权激励效果更显著;中央控股企业的期权激励比其他产权性质的企业更能抑制非效率投资。最后,本文基于以上实证研究结果,结合我国现在的制度背景,提出一些政策建议,即建立合理的激励机制,加强公司信息披漏,优化上市公司股权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