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共享经济保持高速发展态势,新业态、新模式持续涌现,在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促进就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是新时期经济转型发展的一个突出亮点。共享经济模式不仅可以助力供给侧改革,促进国家经济发展,而且能够优化存量资源配置、扩大优质增量供给、实现供需动态平衡。作为互联网经济的一种典型模式,共享经济业态兼具“网络经济”和“平台经济”的双重特性。进一步的,由于其“利用闲置资源创造社会价值”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共享经济更具有“普惠经济”属性。当“资源闲置”成为当今社会新常态,“不使用即浪费”的共享经济市场上每一次交易都是帕累托改进,在供需双方共赢基础上提升了社会福利。基于共享经济市场结构演进的三个典型阶段,本文构建理论模型刻画了技术赋能、用户规模与社会福利之间的内在关系。研究发现:在起步阶段,市场处于局部垄断状态,此时共享经济社会福利存在损失,且福利水平主要取决于技术赋能;在发展阶段,各个共享经济平台的市场范围产生重叠,平台企业间扩张用户规模的竞争将提升社会福利;在成熟阶段,平台间并购而形成“竞争性垄断”市场结构,此时社会福利可能再次得到提升。进一步的模型分析揭示了其内在机理:技术赋能对社会福利具有“替代”和“挖掘”的双重效应,而用户规模则对社会福利产生了“正负”两方面的外部性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以“滴滴出行”、“快的打车”和“Uber中国”之间的动态发展过程为例,从实践层面对本研究提出的理论命题加以验证。其一,遵循三阶段市场结构范式,对滴滴出行与快的打车之间的竞合过程进行剖析,从实践层面探讨不同市场结构下技术赋能、用户规模与共享经济市场社会福利之间的关系,并给出二者的作用机制。其二,将Uber中国的进入视为外生的技术冲击变量,通过其与合并后的滴滴出行之间的竞争、合并进行迭代分析,进一步验证理论和实际的吻合情况,并总结共享经济三阶段市场结构范式的周期性。本文为共享经济的平台战略和政府规制提供了有益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