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乡土文学返照了现代中国的文化二重性，是解读现代中国文化发展与组成的一把钥匙。按照其内蕴的文化判断，现代乡土小说可分为对民族文化传统持批判态度的“恨乡”小说、持疏离态度的“变乡”小说和持认同态度的“恋乡”小说，其中“恋乡”小说因其独特的类别特征而与现代民族文化形象取得了直接的关联。在当前“全球化”语境下，提炼一个明晰可靠的现代民族文化形象（也即本文提出的“现代中华形象”概念）以实现民族文化身份的确认并借此体现中国文化的个性特征与个体价值已是势在必行的工作。此一工作将在同步肯定传统与现代的前提下，祛除传统文化糟粕，吸纳现代文化精华，同时也将中国文化的特质与优根性组成在现代化转变的过程中保留下来，并发掘其之于“现代”的意义。基于“恋乡”小说在主、客观两方面的传统与现代的双重立场，及其由之而生的深刻的文化隐喻，“恋乡”小说成为本文所亟须的现代民族文化形象的摇篮。本文选取《桥》、《边城》、《山南水北》和《大淖记事》四部“恋乡”小说典型作品作为样本进行细读，从中提炼现代中华形象。这四部作品分别绘制了现代中华形象的不同侧面。其中小说《桥》力证了佛教文化是民族文化的根性组成。不仅在本文构筑层面调用了丰富的佛教意象、采用了禅机遍布的语言方式，制造了空寂静远的佛韵禅境，也以具体的内容表达了空、苦、真如遍布等佛教思想。传统佛教文化在《桥》的现代视阈中实现了现代转型，它迎合着现代诉求，自我选择了“禅宗”一脉，突出了内蕴于禅宗的有关平等、主观能动、反权威等现代意识，同时还以“人的觉醒”等现代人文精神纯化了佛教文化、拓展了禅宗内涵，使其成为现代中华形象的重要组成元素；《边城》是考量儒家文化之现代存在形态的视窗。它以理想的社会秩序与人事关系体现和表达着现代中国文学对儒学传统美德及“性善”理论的偏好，同时传承了儒学积极入世的人文品格，在“出世”的面纱下隐藏着重建社会秩序与民族品格的社会责任感。在对儒家文化进行现代滤选的过程中，《边城》扬弃了儒学思想的意识形态性，破除了意识形态挟制下礼与名对人的压抑，继而突破了传统儒家文化对“君”与“群体”的倚重，回归对个体的重视，讲求以个人修为而非仕途经济之道来实现儒学思想对于人的想象，尝试以自然的理想人性来从根源上实现理想社会的构建，将自由、平等、本性的“人”置于理论思考与实践的中心，真正践行了儒家文化的精髓理念。《山南水北》图现了道家“天人合一”的自然崇拜、齐物观念、“逍遥”的生命形态以及无为、无名的自然人性观，并以基于道家文化的“含魅”特征赋予“人”以“神”的色彩。它滤除了传统道家文化的消极因素，凭借对其的现代转型凸出了人之核心地位，激发并宣扬了人的神性因素，现代作家正是借由这一理念表达了对人之自主性和崇高性的追求，同时，用内蕴“道”中的反叛与怀疑精神为现代作家的“反主流”、“反权威”，追求“个性”、“自由”与“平等”提供了来自于传统文化的精神依托。此外，经转化后的道家文化还是对抗“现代异化”的工具，用心与物游、复返自然的道家精神来消解人与物的对立及物对人的奴役，以无为对抗有为带来的负面影响，是作者所认为的最为行之有效的反异化之道，“恋乡”小说也以《山南水北》为窗口，展示了道家文化如何在现代转化下获得自由的新生命，并从自身内部催生养育出现代思想意识，为源自西方文明的现代文化提供了扎根民族的土壤。《受戒》从三个方面展示了作为传统观文化核心要素的“和谐”的内涵，即主体内部和谐、主体之间和谐及主客体和谐。它明证了“和谐”是民族文化的传统与特质，同时也通过重视人之本体、构建理想人性、表现人文关怀精神等具体的文学内容展现了和谐理念的现代升华。对“和谐”的追求也塑造了现代中国文学独特的文学风貌，使其具有抒情且节制的文学品格，经由现代文学重新阐释的“和谐”，为现代民族树立了世界观的标杆，并为理想人格与合理的社会秩序提供了统摄性的思想基础，对现代文学而言，它同时也规定了其最高审美目标与精神内质、外在品貌，对实现“恋乡小说”的诗化、促成中国小说的现代形式和实现“艺术地生存”而言具均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在文本分析中，一个完整的现代民族文化形象得以建构。它是现代民族实现民族文化身份认同的方法，也中国文学同世界对话并参与世界文学谱系绘制的基础和前提。它继承了传统民族文化儒释道“三位一体”的文化结构，以现代性为背景与目的，以纯化之后的传统文化精髓为根基，以全新文化语境下的和谐理念为其精神本质及审美追求。它是包容的、制衡的、深刻的、民族的、现代的。它即是形而上的统摄性价值体系，同时也具有实际的文化指导意义，既决定了现代民族文学的精神内核，也同样决定了其形式魅力，其对于具体文学活动具有参照价值，对重建文化权威、引导优雅和谐的现代民族文学创作、构建民族批评话语而言均具有不容置疑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