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缓解全球气候变暖,世界主要国家依照《京都议定书》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等国际公约展开了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减排与控制活动。当前的国际公约对于减排责任划分主要是基于领土责任的核算方法,即按照“生产者责任”原则,主张将国际贸易中的排放责任完全归于生产国。然而,在经济全球化、贸易国际化的大环境下,商品的生产和消费往往是分离的。发达国家通过国际贸易有可能实现本土的碳减排目标,但由于贸易的“隐含碳”导致商品的主要生产国的碳排放量增加,进而可能导致全球的“碳泄漏”。我国是世界上的最大加工工厂,承担了大量由贸易伙伴消费引起的二氧化碳排放。因此,对我国贸易隐含碳的总量、流向以及影响因素进行量化,分析我国贸易隐含碳变化规律及其影响因素的贡献率,将有助于明确我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减排责任,提高节能减排政策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本文基于连续化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分析了我国1997～2010年的生产隐含碳(QP)和消费隐含碳(QC)的变化规律。两者在1997～2010年间都呈增长态势并且历年QP都高于QC,QP由1997年的30.2亿吨增长到2010年的70.9亿吨,QC从1997年的25.4亿吨增长到2010年的57.3亿吨。本文通过构建虚拟进口国技术系数,计算了我国进出口贸易隐含碳及与主要贸易伙伴间的进出口贸易隐含碳变化规律。历年出口隐含碳QE均大于进口隐含碳QM,QE从7.0亿吨增加19.8亿吨,QE与QP之比在21.6%-36.8%之间；QM从1997年的1.6亿吨增加到2010年的6.3亿吨,QM与QP之比在5.3%-12.3%之间。1997～2010年,我国向美国、日本和欧盟出口产品产生的隐含碳占我国当年出口隐含碳的45.0%-72.8%,从美日欧进口产品产生的隐含碳占当年进口隐含碳的16.7%～25.4%。我国的出口隐含碳主要集中在重化工业部门和劳动密集型部门,而进口隐含碳主要集中在技术密集型部门。此外,本文采用结构分解模型,分析了我国1997～2010年进出口贸易隐含碳的影响因素,将出口隐含碳影响因素分解为单位就业人口出口量因素、就业结构因素、就业总人数因素、投入结构因素、能源强度因素和碳排放系数因素,结果表明：单位就业人口出口量因素是出口隐含碳增加的主要原因；能源强度因素是出口隐含碳减少的主要因素。将进口隐含碳影响因素分解为进口总量因素、进口结构因素、虚拟进口国技术系数因素、投入结构因素、能源强度因素和碳排放系数因素,结果表明：进口总量因素是进口隐含碳增加的主要原因；能源强度因素是进口隐含碳减少的主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