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生效的“海富案”终审判决使投资人与公司对赌成为股权投资的一个禁区,大部分股权投资最终选择了由投资人与公司股东进行对赌;2014年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的一则仲裁裁决(“贸仲仲裁案”)认可投资人既可以与股东对赌也可以与公司对赌,掀起了新一波有关对赌协议讨论的热潮。在“海富案”和“贸仲仲裁案”案情相似的情况下,法院和仲裁截然相反的裁判观点,使得对对赌协议的研究更显迫切。本文运用实证分析、个案研究和比较的方法,并从合同法、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和理论出发对题述问题进行了研究和探讨。笔者分别以合同法中的“合同无效”规则、公司法中的“公司资本”规则作为出发点并结合规则分析,对对赌协议争议中的一些具体问题进行了研究,此后,笔者又从合同法和公司法中“私法自治”、“契约自由”和“公司自治”观念的角度,对笔者的一些观点进行论证,以证明“海富案”裁判观点的谬误。通过对“海富案”和“贸仲仲裁案”的比较分析,笔者认为,投资人与被投资公司所签订的对赌条款并不必然无效,其有效性应结合协议签署当时的具体条件、环境、当事各方的具体状态并应参考商业判断规则进行裁决,而对对赌协议的裁判,为避免产生路径依赖,法官不应仅选择“有效性”这一裁判进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