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旨在对福柯话语理论进行梳理。 本文将强调两点：第一，话语问题并不是如人们常常认为的那样仅仅是福柯“考古学时期”考察的主题，而是贯穿福柯全部思想的一个问题；第二，福柯话语理论的核心、乃至福柯全部思想的基石是话语的“功能性”。 本文首先介绍了“话语”一词的基本含义以及西方学者对于福柯话语理论的主要观点。然后，第一章从三个角度对于福柯话语理论的背景做了梳理：索绪尔以来的现代语言学和语文学中有关话语的理论；西方哲学传统中与语言运用及话语相关的问题；对福柯话语理论有直接影响的思想家。这种梳理并不是为了找到福柯话语理论的“来源”，而只是为了给它定位。 本文将《词与物》作为理解福柯“话语”概念的突破口：所谓“话语”，就是对展示出某种外在功能的符号系统的称呼。在《词与物》中，话语在“话语—世界”的层面上展示出功能，即是对世界秩序的整理。这与《疯癫史》以及《临床医学的诞生》中福柯对于“话语”的看法是一致的。在《知识考古学》和《话语的秩序》中，话语理论出现了断裂：话语的功能性展示于“话语—话语”层面而不再是“话语—世界”层面。《知识考古学》中话语的功能是在“话语实践”中对话语网络的形成所起的作用；而《话语的秩序》则涉及到“话语控制”中所显示的话语功能性。从《规训与惩罚》以后，话语的功能性跃出了话语层面，进入“话语—权力”层面，此时话语与权力缠绕在一起。福柯描述了话语在这一层面中的两种功能模式：规训模式和性经验模式，前者中话语的功能是使得权力的某种目标(如规训)得以可能，而后者中话语的功能则是使得作为策略性处境的权力本身得以形成。而《性经验史》第二、三卷与《自我的技术》则在另一个层面上即“话语—自我”的层面展示了话语的功能性，这就是“自我的塑造”。 如果说上述描述可被视为一种“纵向”的考察的话，那么在此基础上，本文还力图提供一种横向的考察。这一考察是通过分析以“功能性”为核心的话语概念与语言、符号和知识、真理这些概念之间的关系来进行的。 在这两个方面(纵向与横向)的问题初步梳理过之后，福柯“关于话语的话语”的“功能性”逐渐暴露出来。福柯话语理论的“功能性”其实就是其“意义”所在:回答“人是什么”这一问题。福柯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是其“启蒙精神”的体现。他从两个方面回答这一问题:“人如何成为人所是”以及“人是否可能成为其所不是”。对前一方面的回答体现了福柯的“反人类学”倾向，而对后一方面的回答则体现出其对于绝对主义历史观的反对。在福柯对这两个方面问题的回答中，人们可以看到话语理论所起的基础性作用。 福柯的话语理论是一种批判性理论，它的方法直接关系到其批判性的威力。福柯在其“考古学”与“谱系学”中所使用的基础性方法就是“悬置”和“直观”的方法。本文将指出，福柯的这种方法是不彻底的、自相矛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