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贸易成本角度研究国际贸易已是国际贸易研究领域的主要研究方向。对贸易成本的探索已不再局限于贸易成本是什么，贸易成本是多少等直观领域，更多的学者将贸易成本渗透到全球价值链、国际分工等问题的研究中。Obstfeld和Rogoff（2000）就曾在文章中指出“贸易成本是开启宏观经济领域秘密的钥匙”。尽管对贸易成本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日新月异，但从实践角度来看，贸易成本仍是世界贸易发展最为重要的阻碍。因此，本文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试图从贸易成本角度窥探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贸易的状况，深入剖析影响贸易成本的具体因素，以及国家和地区间的差异性。并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提供一定的数据支撑和政策建议。　　文章在梳理和总结相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认为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贸易成本是双方经济交流的重要阻碍。基于此认识，本文综合了Novy模型和随机前沿模型，设计了研究贸易成本的“三步走”方法。首先，本文借助Novy模型实际测度了2002—2011年期间，中国对30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及美日等四个发达国家的出口贸易成本；结果显示：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贸易成本总体上高于对发达国家的出口贸易成本，而且国别差异和地区差异明显。其次，本文将前述测度的贸易成本引入随机前沿模型，估计了同期中国对上述国家的出口贸易效率，结果发现，在剔除贸易成本影响作用下，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贸易效率总体上高于对发达国家的出口贸易效率。这说明贸易成本依然是阻碍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贸易的主要因素。最后，本文设计了贸易成本分解回归模型，实证探究了具体贸易阻碍因素与贸易成本的关系，结果发现，对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贸易阻碍因素对贸易成本的影响是有差异的。通过上述“三步走”研究，本文得出以下具体结论：　　（1）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贸易流量增长迅速，出口贸易成本总体呈下降趋势。在贸易流量上，一方面贸易总量不断增长，另一方面是比重不断攀升，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与该区域内国家的贸易量仍有很大的增长潜力；相对于贸易量的不断攀升，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贸易成本也呈总体下降趋势。贸易成本的下降是促进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流量增长的重要因素。　　（2）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贸易成本国别差异、地区差异十分明显。除东南亚国家和个别西亚国家外，中国对“一带一路”大部分国家的出口贸易成本均高于对发达国家的出口贸易成本。在分地区讨论时发现：东南亚国家是中国出口贸易成本最低的地区（历年平均数为0.39）低于同期对发达国家的贸易成本（历年平均数为0.39）；西亚地区的国别差异明显，对沙特的出口贸易成本已降至0.4以下，而对土耳其等国仍高于0.5的水平；东欧和中亚地区是中国出口贸易成本最高的地区，但是对中亚地区的出口贸易成本下降趋势最明显。　　（3）剔除贸易成本因素，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贸易效率相对较高。中亚（0.73）和西亚（0.70）是中国出口贸易效率较高的地区，除东欧（0.24）地区外，中国对其它“一带一路”国家的出口贸易效率均高于对发达国家（0.29）的出口贸易效率。结合贸易成本的研究结果，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不仅有较高的出口贸易效率，但也同时有较高的出口贸易成本，说明贸易成本仍然是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贸易的重要阻碍。　　（4）具体贸易阻碍因素对贸易成本的影响有国别和地区差异。针对于“一带一路”亚洲国家而言，贸易伙伴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货币自由度和是否签订贸易协议等因素是影响中国出口贸易成本的显著性因素；而对于东欧国家，贸易协定、投融资条件对贸易成本的影响却显示与经验研究相左的现象，另外，运输成本仍是影响中国对东欧地区出口贸易成本的显著因素。　　结合对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的出口贸易成本研究，本文针对“一带一路”倡议在贸易领域的推进提出以下建议:　　（1）提高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充分发挥丝路基金（SilkRoadFund）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的建设性作用，加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不仅要完善港口、铁路等传统运输设施，而且要涉及互联网等现代通讯设施，让“互联网+”模式助力“一带一路”区域内的商流、信息流的互通有无。　　（2）积极与“一带一路”国家签署自贸协定。本文的研究结果显示，签署自贸易协议有助于降低贸易双方的贸易成本。因此，中国需要通过与相关国家以自由贸易协定规范双边商品和服务要素的流动，达到降低贸易成本的目的。另外，东欧国家因为是欧盟成员，中国与欧盟的贸易协议或许对东欧国家并不合理，因此，中国与东欧国家需要寻求新的合作模式。　　（3）扩大人民币的辐射范围。当前人民币已经被纳入SDR，成为世界第三大储备货币，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人民币作为该区域的主要交易货币的条件逐渐成熟。建立人民币在“一带一路”范围内主要交易货币地位，一方面可以降低贸易双方的换回成本，另一方面也可以促进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金融合作，实现共同发展。　　（4）鼓励企业“走出去”。根据本文的研究，贸易伙伴国的投融资水平实际上对中国的出口贸易成本有增加作用。因此，鼓励企业“走出去”，一方面可以使企业有效规避贸易壁垒，以投资生产形式节约贸易成本；另一方面，鼓励企业“走出去”，也可以淘汰国内的过剩产能，促进产业升级。　　（5）因地制宜，区别对待。“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众多，且因政治、经济、文化、地理等因素各具特点。因此，“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中，要关注国家和地区间的差异性。比如：针对中亚地区，关键在于帮助其建立便捷的基础设施；而对于东欧地区，则在于制定具有针对性的合作机制，寻求双方的互补性。　　（6）培育、支持重点项目和企业。“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政府间的沟通只能起到引导和服务作用，战略目标的实现最终要落实到具体的项目和企业。因此，需要培育、支持一批重点的项目和企业，通过微观层面的具体合作逐步减少双方经贸往来的阻碍因素，降低贸易成本，保证“一带一路”倡议的稳步推进。　　与同类文献相比较，本文的创新有两点：第一，将贸易成本与贸易效率的有机结合，一方面可以直接测度贸易成本，另一方面可以用贸易效率来反证贸易成本；第二，是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将中国的出口贸易成本分国家和地区进行了研究。当然，限于作者的水平，文章不可避免存在一些不足，如：因为数据搜集的问题，贸易成本和贸易效率的测度并没有更新到最近的年份。另外，文章并没有将研究深入到行业领域，这也是“一带一路”贸易成本研究领域未来的研究方向。最后，请大家多对文章提出宝贵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