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宅基地的无序扩张和低效利用是对我国紧张的人地关系下稀缺土地资源的一种严重浪费。“一户多宅”(宅基地在数量上的扩张)和宅基地面积扩张是农村住宅建设用地实现扩张的两种主要形式。在农村“建房热潮”下日益加重的“一户多宅”现象已经成为我国政府在农村宅基地的管控和治理中面临的一个普遍性难题。对浙、陕、鄂三省农村的调查数据分析结果表明:2011年,农村地区存在“一户多宅”的农户家庭在总样本中的占比超过了 13%。已有的文献无论是对农村居民点扩张、还是宅基地扩张的实证分析多是基于宏观层面且主要聚焦于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变迁和城镇化等因素。此类研究虽能帮助我们从宏观上把握宅基地扩张的整体动力和历史背景,却难以提供有力的解释:为什么农村宅基地(数量和面积)扩张在不同省份、不同村庄、不同家庭之间存在差异?本次研究利用2011年课题组在浙江、湖北、陕西三省开展的农村家庭宅基地与住房利用状况的调研中获取的一手调研数据,聚焦微观层面,试图从村庄宅基地使用中的“一户一宅”管控措施与农户家庭资本角度对当前我国农村地区的“一户多宅”现象进行解释。本文最终得到以下结论:(1)尽管在全国层面有明确、统一规定的宅基地使用和管理制度,“一户多宅”的现象和基层治理效果在村庄层面仍然存在较大的差异。(2)村庄对宅基地使用的管控,包括限制建造附属用房和回收宅基地的措施可以有效地降低农户家庭的“一户多宅”行为。农户的家庭资本中,包括经济资本(收入)和政治资本(村干部)对家庭是否达成“一户多宅”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家庭经济水平和村庄治理权力上具有优势的村民要比在这两个家庭特征上不具有优势的家庭存在更高的“一户多宅”行为的可能性。(3)进一步的机制分析发现:村庄一户多宅问题的产生与政府宅基地管控初始介入的时间点、村庄区位带来的市场激励、村庄耕地资源禀赋和村集体的经济实力有密切的关系。基层的宅基地管控政策初次介入的时间早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当地政府未来的(管理、拆除、金钱处罚等)政策实施的成本。区位因素不仅通过租赁收益直接影响着农户的宅基地使用行为,还影响了村庄的干部们对“一户一宅”和面积管控政策的实施力度。村庄长期以来的人-地资源禀赋对于村庄面临的来自基层政府和村庄管理者的宅基地管理强度有着重要的影响。村集体收入较低的村庄在宅基地面积控制、违法建筑拆除、面积超标罚款上都表现出更强的宅基地管控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