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也是古典文学全面繁荣的时期,政治的统一,经济的繁荣,国内各民族间交往的密切,与域外诸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频繁,统治阶级兼容并纳的文化思想政策、文网的宽弛,以及科举制的形成和发展都对唐代文人接受楚骚文学精神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屈原的生平事迹、精神品格及文学风采,作为一种文化遗产而为人们所景仰,成为叹赏与歌咏的对象。虽然初唐时期,文人是用儒家宗经的诗教观反对齐梁浮艳文风,认为屈、宋是淫靡文风之源,对楚骚多有贬斥,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创作中化用楚辞的意象与意境,与屈、宋进行隔代交流,唐初史家则从文学与社会、文学与历史关系的角度肯定了楚辞的历史地位和现实价值,作出了比较公允的评价。盛唐文人受大唐气象的影响,对前代文学的态度比初唐文人更为通达,主张用兼收并蓄的心态吸取前代文学的精华。“安史之乱”爆发以后,唐帝国迅速走向衰落及动乱,政治腐败,皇室衰微,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相争,社会的变迁牵动文人的心绪,人们从屈原的作品中发现了当前社会的影子,从屈原的遭遇中寄托现实的情感。到了晚唐,文人对屈、宋的思想行为及其作品进行大肆褒扬,想借屈原忠贞爱国的精神来挽救摇摇欲坠的唐朝,并创作大量拟骚作品来渲泄报国无门、郁郁不得志的压抑之感。我们可以看出整个唐代对楚骚文学的接受和评论均呈现变化的态势,唐人对楚骚文学精神的接受包含着对屈原思想行为及其楚辞地位两个接受向度,带有独特的时代性,这比前代文人对楚辞的评论,不能不说是一大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