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在形成与阐释的过程中,结构承载着重要的意义。以往《诗》学史的研究,关注更多的是师承授受、《诗》学理论、诗意阐发等问题,忽略了传统《诗》学中结构对意义阐释的影响。结构与文字在阐释中都起着作用,而相对于文字,有时候结构更为重要。基于这个认识,本论文探究了先秦两汉《诗》结构在应用与阐释中的作用和意义,以期能对《诗》学史的研究有所裨益。《诗》最初被广泛用于各种典礼,结合西周典礼的仪式与功能,可以看出,《诗》结构是用乐等级与重要性的一种反映。具体而言,根据《风》《小雅》《大雅》《颂》在祭祀礼、飨礼、燕礼、乡饮酒礼等典礼应用的情况,可以看出它们在不同典礼担负功能的差别,而这些典礼本身的重要性就不同,结合这两方面的考虑,《诗》的结构便体现出典礼用乐由低到高的等级。《关雎》之三、《鹿鸣》之三、《文王》之三、《清庙》之三为典礼常用乐,而且通常作为“正乐”出现,相对于同一类别的诗而言,就显得比较重要。它们编在每类诗的最前面,应该与其在典礼用乐的重要性有关。《诗》被用在典礼之中,它不只是仪式符号,也有着语言意义。《诗》通过语言意义,发挥着政治教化和精神引导的功能,维护着社会秩序和伦理常则。从典礼功能与诗的内容来看,《风》《小雅》《大雅》《颂》分别对应“性情化正”、“伦理教化”和“信仰维护”等,即《诗》的分类体现了精神教化由性情到信仰的递进层次。随着时代的变迁,《诗》的功能发生了转变。春秋时代,《诗》在典礼用乐中的符号意义渐渐淡化,显现更多的是在乐教之下对文本的关照。在“乐与政通”和“声与德通”的理论下,季札论乐(包括《诗》)以政德为旨归,师乙论声歌(包括《诗》)以德教为旨归。《诗》的结构——《风》《小雅》《大雅》《颂》,分别对应了政德的高低层次和德性的递进层次。战国中后期“礼崩乐坏”,“古乐”在贵族生活中失去了重要地位,也失去了维护“先王权威与秩序”的作用。此时《诗》已经渐渐与乐脱离。而作为语言文本的《诗》,在诸子百家中也不全被认同:传承者有之,摈弃者有之,更有甚者,认为《诗》会给国家发展带来灾害。这一时期《诗》的阐释主要以儒家为主。目前所见文献中,《孔子诗论》和《荀子》对《诗》的论述显得比较系统。《诗论》视《诗》为王道载体,认为《风》《小雅》《大雅》《颂》由下而上,分别对应了不同的政教功能、社会阶层,也对应着不同的政德层次。《诗论》将《诗》与政道相结合,使《诗》在政治文化中重获生命;而以“性情论”为其阐释理论,使《诗》在“天道”的支撑下,有了再次成为文化权威的可能。《荀子》对《诗》的阐释,与其对整个经典教化体系的认识有关。五经在他看来是一个整体,都是为了述明礼乐而作,而各自又承担着不同功能。所以,《诗》以礼义为旨归,其结构也体现了礼义由低而高的递进层次。与春秋时代相比,《诗论》和《荀子》对《诗》的阐释已经出现了明显变化,它们对汉代《诗》学走向王道化和礼义化,都有着莫大的影响。时至汉代,君主成为政教中心,此时的《诗》进一步承担起王道政治的教化功能。鲁诗学派解《诗》,援“史”入诗,将史事、王道与编次结合起来,将文本编排上的次序转换成政治上的逻辑次序。这种阐释方法,使《诗》的编排意义超过了文字本身,成为解诗中非常重要的因素。鲁诗对编次意义的考虑,重点包括《风》《小雅》《大雅》《颂》的类次、《关雎》《鹿鸣》等为四类诗之首、《关雎》为《诗》之始的意义。鲁诗赋予的编次意义,使《诗》的结构限制、主导着具体诗篇的解释,同时也将他们对《诗》的整体认识,以结构意义的方式更为清晰地展现出来。汉代政治有一个明显的现象——后妃干政,毛诗与此相应,在《诗》阐释中关注了后夫人的德行。毛诗认为《诗》承载着王道兴衰,是现实政道的指导,不但《诗》的内容与政道有关,它的编次也有着深刻的涵义。从《毛诗序》对《诗》的阐释中,可以看出,毛诗非常关注《诗》编排结构的意义,《诗》的结构在阐释中,起着主导性的作用。毛诗在《诗》的编排结构上,特别关心“始”的意义。并把这些“始”与政道教化对应起来:“风化之始”对应《关雎》为三百篇之始;“正始之道,王化之基”对应《周南》二《南》为《风》之始;“国事之始”对应《风》为四类诗之始,;“王道兴正之始”对应《风》《小雅》《大雅》《颂》,这是《诗》转换为政道后的认识。由此可知,毛诗论述“始”的意义,层级而上,从篇之始到风之始、到类之始,最后到王道兴正之始,使《诗》的结构编次与王道教化层次对应起来。不止于此,对于同一类别的诗,《毛序》通过“前正后变”的意义定位,使《诗》的序列承载着王道兴衰的不同阶段。而对于诗的前后顺次,毛诗也将它们赋予了政治意义上的逻辑关联。如二《南》前后诗篇的逻辑次序与关联、《小雅·鹿鸣》至《菁菁者莪》的逻辑次序等。毛诗对文本编次的阐释,使《诗》的意义展现出一种树状的结构,而每篇诗的意义处于这种结构当中。毛诗为《诗》的编次赋予了逻辑的意义,在具体的阐释上,不但《诗》整体、类次、篇次的意义是贯通的,甚至从诗的题旨到章旨、章旨到字词训诂,都被编次的意义所左右。毛诗对《诗》编次意义关照的背后是一种政治理想和理论,他们希望《诗》成为政治范本,从而获得高于现实王权的权威。至此,结构诠释法成为了传统《诗经》学的基本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