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历史的政治舞台上，除了国共两个大党之外，还活跃着许多大大小小的中间党派。在这些中间党派当中，与国共两党鼎足而三，并与国、共两党一样，有着完整的政党纲领和严密的组织机构，并以在野党的身份在中国现代政治史上叱咤风云、盛极一时的中国青年党的地位是不能忽视的。　　 该党“崛起于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并一直力图成为国、共之外的第三大党。尽管在实际上，无论就其实力还是规模而言都无法与前二者相提并论，但是，与其他中问党派相比，青年党确实是最大也是分量最重的，是中间派的“中坚”，是第三势力的“老祖宗”，仅就此一点而言，加强对中国青年党的研究实属必要。　　 号称“书生政治集团”的中国青年党是一群以天下为己任的留法勤工俭学的书生在法国巴黎创建的，创建者主要来源于五四时期创建的少年中国学会，该会是面对民族危机，力图救国的社团之一。社团会员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急于寻求救国之道，如饥似渴地吸吮国外各种政治思潮，曾经在清末民初的中国得到一定传播的西方的国家主义便为一部分会员所接受并成为其创建的中国青年党的基本理论。在“国内政争与中外矛盾打成一片”的历史语境下，青年党如何践行国家主义理论以求救国，他们却找不到具体可行的道路，这是青年党的先天不足之处，亦是书生政治集团的困境所在。　　 在国共合作时期，青年党与共产党都足要反对军阀，反对列强，即“内除国贼，外抗强权”，革命目的都是为了“内求统一，外求独立”，没有根本的分歧。青年党建党的根本动机也不是为了反对共产党，双方本应有合作的可能性。但是青年党诞生之后，革命之剑走了偏锋，将反共作为斗争的主要目标，概由于新兴的青年党与共产党中许多都是热血青年，意气风发，加之在少年中国学会内纷争延续的缘故，青年党人丝毫未曾有过与共产党人携手革命之念，书生义气太浓。　　 另一方面，对苏俄截然不同的态度也是导致青年党反对共产党的重要原因。青年党人将共产党看作是“受苏俄及第三国际的指挥，不是纯粹的中国政党”；青年党反对国民党亦是因为其容许共产党“跨党”与“亲俄”。尚不具备任何实力的青年党根本没有抓住斗争的重点，即便依照其十大“国贼”的革命目标，所谓“假借外力，争夺政权之政党”也只不过排在第三位。因而，青年党建党不久便面临着困境，原有的革命党不但没有成为同盟者反成为对手，青年党对既存革命势力左右出击，结果“被共产党视为死敌，且不见容于国民党”，国共两党的反击使青年党的生存空间缩小，“简直弄得无法生存，所剩下可以接近的，就只有寥寥几个军阀”了，书生政治集团的困境开始显现。　　 国共两党分裂以后，青年党对国民党“清共绝俄”“感到莫大的欣慰”，试图向国民党靠近寻求合作，但是仍然坚持内不妥协的原则，呼吁国民党“早日还政于民实施宪政”，放弃“从苏俄学来的一党专政的政治理论”。此种居高临下的姿态与其地位完全不相称，国民党根本不予理会，而且国民党内“党外无党”的呼声日渐高涨，一党专政的举动“更雷厉风行”，不仅全力“剿共”，而且继续压迫青年党，使青年党与国民党谋求合作的愿望化为泡影。针对这一形势，青年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在夹攻中继续奋斗，一面反共，一面反对党治”的策略，丝毫没有考虑过联合共产党，因此发展十分艰难，“惨淡经营”的书生政治集团，其困境进一步深化。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青年党深感“非坚决对日抗战，不能保全中国的独立生存”，要坚决对日抗战，又“非一面停止党争，一致抗日，一面实行民主，改进政治，不能巩固团结，普遍动员”。为此青年党向国民党呼吁：“国事至此，一切政见异同已成次要问题，当前急务，惟在如何团结全国已涣散之人心，共临大敌”o与此同时，青年党号召国人“速息内争以御外侮”，主张实行政党休战，其“政治方针亦开始转向”，“逐渐联络国民党”，主张“且不论国民党反应如何，先自实行停止对国民党之攻击言论”o面对日本侵略，国民党召集国难会议，邀请平日视为“反动”的各方领袖人物参加（共产党未被邀请），青年党被邀的有曾琦、左舜生、李璜与陈启天等。从此，青年党与国民党“逐渐走上了合作的途径”，其政治困境出现了转机。　　 在中华民族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各党派间的历史恩怨在敌人的炮火下消释了”，大家一起展开抗日活动，拯救处于水深火热中的祖国。青年党将其久已呼吁并得到实现了的“政党休战，放弃小异，以就大同”原则，视为“中国民族在政治上的最高成就”，视为其政治理念中的“国家的利益”超过“党派的利益”的体现，因“主观的感情，客观的环境，都迫使中国民族非走上政党合作之路不可”。青年党不仅实现了与国民党的合作，对共产党也早在全面抗战开始以前就向国民党主张予以“容纳”，“以共商国是”。青年党终于从“纸上谈兵”走上实际政治，展开了实施政党政治理念的活动，因此经常奔走于国共两党和其它党派之间，自成立以来即面临的政治困境暂时消除，此一时期可谓青年党的“黄金时期”。　　 抗战胜利后，中国在产生新希望的同时，又潜伏着巨大危机，即国共两党的摩擦日趋表面化。共产党“拒不接受凡足以削减他们一贯坚持的目的的各种条件999国民党则迷恋“用武力可以摧毁共产党”的“错觉”。青年党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使中国“在战后获得和平建国的机会，必须从根本上化除这种党派军事对立的形势”。而要化除党派军事对立的形势，“首先应该从政治上军事上建立举国公认的原则，使任何党派均受制驭于此原则之下而毫无例外”。这一举国公认的原则最终的体现就是宪法。　　 青年党积极联络国共之间的党派以调和沟通国共关系，并希望在调和不成时，“尚可以以人民的力量压迫双方使之就范”o然而，青年党人眼中的人民力量足极其空泛的，而且缺乏实力的第三势力终究是不能约束国共两党军事冲突的。随着国共两党冲突加剧，双方决战于疆场，青年党试图引领政治冲突决胜于议场的希望破灭。加之青年党的政治主张“接近国民党而根本反对共产党”，附“国”反“共”也就成为自然的政治归宿，青年党政治前途的绝境也就到来了。